路人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63章（第1页）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荣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ldo;白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rdo;在长达4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ldo;控弦之上三十余万&rdo;，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注意力开始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的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ldo;和亲&rdo;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ldo;异姓诸侯王&rdo;。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减茶、长沙王吴茵。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沁2年，燕王减茶反;公元前1}}年，赵相国陈稀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ldo;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苗为长沙王&rdo;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昊苗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年）只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摇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摇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的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决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至于长沙王吴莆，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更为不幸的是，吴菌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药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工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已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ldo;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rdo;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d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人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ldo;&ldo;使哪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唤以利&rso;，秦将果欲连和&rdo;。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裹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祟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撤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ldo;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lso;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tr陆生曰:&lso;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rdo;，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ldo;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rdo;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ldo;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rdo;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