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85章（第1页）

-----------------------pa196-----------------------

李可夫在会上说：&ldo;我要肯定地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ldo;加米涅夫在法庭上供认说，他直到1936年的每一年都与我见过面。我曾经请求叶若夫，让他询问一下，我与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以便我能够用个什么方式拆穿这一谎言。后来有人对我说，加米涅夫没有被问及此事，而现在则不能询问他了，他被枪毙了&ldo;在最近两年中，我与托姆斯基的见面非常稀少。我与布哈林会面的情况，我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似乎是在1934年最后几年我们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rdo;（32）1936年12月7日，即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布哈林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声明：《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并请求将他的声明下发会议全体参加者，归入会议的记录。在声明中，布哈林气愤地指出他所受到的指控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根据会上的报告和辩论作出的政治评价，那么侦查机关就不能客观地调查案件，被告也就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条件。布哈林这样描述全会上的情况：&ldo;材料（未经对质检验的）谁都有，但是被告没有，被告突然吃惊地面对对他一下子并且是第一次提出的极其荒谬的指控。由于某种预先形成的思想（问题提出的事实本身，没有经过检验的材料，报告人的倾向，报刊，指示性的口号如莫洛托夫的&lso;关于帮凶和应声虫&rso;），所有的人都这样说：&lso;我确信&rso;，&lso;毫无疑问&rso;等等。人们当面对一个被告说：可我们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审查。可是另一方面呢，被告和原告的话却被信以为真在近几天的总的气氛中，谁也不打算出来为被告说话。&ldo;可是以后呢？在以后各阶段，在必然会作出的党的决议等之后，这样的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rdo;（33）在中央全会各次会议之间，安排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库利科夫、索斯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的对质。在对质中，布哈林和李可夫对他们的不实之词进行了坚决的驳斥。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抗争等情况，中央全会最后没有作出开除和逮捕他们的决定而采纳了斯大林的提议：&ldo;兹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继续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留待下次全会予以解决。&rdo;（34）12月中央全会之后，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仍像会前一样，几乎每天都收到正式送来的秘密文件，上面载有被捕的&ldo;破坏分子&rdo;和&ldo;恐怖分子&rdo;的证词，还有审讯犯人的记录复制稿，其中有的证词和审讯记录就牵涉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继续送交他们这种材料的作法，表面上是尊重他们尚保留的中央候补委员的权利，实际上是要对他们施加精神压力。法律部门根本没有对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进行什么审查。内务部继续收集有关他们的所谓罪行材料。1936年底和1937年初，内务部逮捕了k&iddot;拉狄克、b&iddot;阿斯特罗夫、c&iddot;拉金、b&iddot;涅斯捷罗夫等人。拉狄克交待说，前右倾反对派的首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与托‐季反对派有联系，他们还进行了恐怖活动，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1937年1月12日，布哈林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对拉狄克的诽谤和杜撰严加驳斥。第二天，布哈林与拉狄克在政治局进行对质时，再次严斥拉狄克。阿斯特罗夫对布哈林等人进行了诬陷，甚至在与布哈林对质时也咬定说，右派中心决定采取恐怖手段，布哈林似乎指示要杀死斯大林。他还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坚持原来

-----------------------pa197-----------------------

的右倾反对派的立场，他们二人和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是所谓的柳金纲领的主要作者。当然，他的诬陷之词遭到了布哈林的痛斥。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布哈林与其他人的对质。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期间与社会革命党人相勾结并对党隐瞒了这一事实。布哈林回答说：&ldo;在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撒谎，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有一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来对我说：&lso;让我们成立一个内阁吧。我们把列宁逮捕然后组成内阁。&rso;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伊里奇（列宁‐‐注）。伊里奇对我说：&lso;您向我保证，关于此事您不要对任何人说。&rso;后来，当我与您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时，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派别斗争会达到什么地步。当时这件事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rdo;（35）1918年，在中央讨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试图拉拢布哈林排斥列宁。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布哈林并没有同意他们的作法，而且事后布哈林将这一情况坦诚地告诉了列宁。列宁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可是，18年后，布哈林对领袖的诚实态度却被斯大林说成是罪行。上述对质进行时和进行以后，又逮捕了大量前右派分子，并获得了不少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材料。它们陆续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所。仅1937年2月16日一天，布哈林就收到20份这样的材料。《真理报》等报刊甚至把类似的供词作为证据对前右倾反对派首领进行诬蔑和攻击，居然把布哈林称作盖世太保的特务。当时，布哈林名义上还是《消息报》的主编。但12月全会之后，他几乎整天都闷在家里，不再能继续过问这份报纸了。人们以为他被捕了。正好这时有一位重要的外宾，著名作家利翁&iddot;福伊希特汪格尔来苏联访问。他要求会见布哈林。为了表明苏联司法的&ldo;客观公正&rdo;，安排了布哈林在《消息报》主编办公室接见福伊希特汪格尔的事宜。布哈林为了维护党的形象，驱车前往会见地点，并最后一次坐到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后来，福伊希特汪格尔因故未来。在1937年1月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期间，布哈林受到了十分具体的指控。当时已很明显，布哈林即将受审。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拉狄克是一个虽然被冤枉但却缺乏气节的人。他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曾到布哈林的家请求后者为他说情。可是被捕之后，受到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开始招供，甚至采取了与侦查员们合作的态度，一块制造关于&ldo;平行中心&rdo;的材料，这个中心与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反革命组织的联系。他对布哈林进行了恶意的诬陷。当然，他的诬陷是在内务部的有意引导和强迫下作出的，而且没有他的诬陷，内务部也会制造出别的诬陷者和诬陷材料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拉狄克的表演是相当充分的。1937年1月29日他在审判会上说：&ldo;我承认我又犯了错误。我在坦白交代了我的一切过错，并揭露了这一组织之后还曾顽固地拒绝提供揭露布哈林的证据。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没有希望，因为我们的犯罪即使在法律上还不能确立的话，那么实质上也差不多。但是我们曾是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那种知识分子的友谊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处在一种震惊状态，而我毫不怀疑他也会对苏维埃政权提供真凭实据。因此我不愿使他丧失主动，把他交给内务部。正像对我们其他人员一样，我也希望他有机会自己投降。因此，直到最后时刻，当法庭就在我的面前时，我才认识到我不能一面在法庭受审，一面还在隐瞒另一恐怖组织的存在。&rdo;（36）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