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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换一个对手（第1页）

“这李锐、冯石、陆光达三人联合发来的这份报告来的好！来的及时！”中央的某间办公室内，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报告后高兴的拍了拍桌子，并且招来了警卫员，让他将这份报告送给周总理看。

过了二十分钟，周总理拿着报告走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怎么样，周总理。你觉得这份报告说的怎么样。”面对毛主席的提问，周总理肯定道：“来的很好，很及时。如今我们党不过是刚刚解放中国的部分领土，还有新疆问题还有西藏问题，还有南边的老蒋我们都还没有解决。”

“但是我们党内已经有人开始有人摆起了老爷架子了。土地改革虽然说让我们团结了农民，但也让城市内一些小有资产的市民心中慌慌，害怕自己也被打倒。”

毛主席点燃一根香烟抽了起来：“是啊，基层工作不好做。还记得我们在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吗？”

说道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周总理罕见的有一瞬间的局促，但是下一秒又放开释然了。

他说道：“记得，王明一派搞左倾冒险主义。打土豪分田地被他们搞成了不分好坏全都打倒。没有劣迹的士绅也一并抄家。”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最后还要搞什么往上查三代，祖上有富农和地主都要被打倒。”

“他那是瞎搞！”毛主席听到这里忍不住冷哼一声，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对于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因为中华苏维埃国是他一手创立的，最早他和老总在井冈山开辟第一根据地，当时建设根据地时还没有经验。

两人完全按照苏联的经验导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因为经济枯竭而被迫转移。

在转移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二月来信”和“九月来信”事件。

同时也有著名的“古田会议”。

在这期间毛主席深刻反思了井冈山的失败，并且归纳总结了经验。他最后得出结论，不能按照苏联模式生搬硬套的把他们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带到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自己的文化属性，强行生搬硬套只会水土不服。

所以在建立第二根据地的时候毛主席归纳总结了许多经验与方法。

第一就是除非罪大恶极必须坐牢或枪毙的地主外，普通地主也要分田。

他们也有种田养活自己的权力。

第二，在乡间没有做过恶的地主只分田不抄家。

第三，不取消乡土的大家族管理制度。只派红军监督，让家长管理制度得到监控。

第四，鼓励商业流通，全面盘活红区经济。

对小商小贩进行少收税或不收税政策。

一年营业额在一百大洋以下的商贩不收税。

一年营收一百大洋到两百大洋之间的只收取百分之三的商业税。

二百大洋到四百大洋之间的收取百分之四的商业税。

只对奢侈品如猪肉、丝绸、洋货之类的商户收取百分之十七的商业税。

第五，对于分了田的农户，所有田亩都归个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租售。

并且雇佣当地农户为分了田的红军战士进行耕种。

第六，抽肥补瘦。因为各家分田的情况不一样，根据田亩的质量和粮食的产量，每年上缴的公粮也不一样。

靠河边的水浇地多交一点，靠山脚的山地田就少交一点。

谁说毛主席不懂经济？

其实他比这时候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更懂中国的乡土经济。

在他的治理下，苏区的经济一日好过一日。苏区甚至自己开始印刷自己的钞票，而且票值与信誉度比国府的法币还要高。

因为边区票的锚定物是农村出产的粮食。

而这是那个时期的硬通货，谁都离不开。

在苏区旁边驻军的一部分国军还直接和苏区做起了买卖。

把军火卖给苏区红军换取边区票，然后再用边区票在苏区买粮食带回城市赚差价。

而这样的大好形势一直到上海的第三国际破灭，王明一伙人从上海逃亡苏区开始变味。

他一来苏区就对毛主席啪啪一顿指责，各种大帽子扣的飞起。把毛主席生生的逼得靠边站了。

然后全盘否定了毛主席制定的所有经济计划。

只要是地主不论好坏全都抄家，而且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分了田的农民也禁止他们土地流转，土地不再归自己所有。

同时开展查三代运动。

祖上有地主和富农的也要把田交出来重新分。

搞得整个苏区的农民都无心耕种了。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田就不属于你了。

而且在苏区开始全面打击所谓奸商。

而他们是怎么定义奸商呢？

只要卖的价格稍微比外面贵一点点就是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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