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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军事贵族的气质。成宗即位近五年，还认不清中书各部的汉人长官。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从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宫廷卫士以&ldo;角斗屡胜&rdo;，也可以获得平章政事的大官衔。两人都在统治圈里讲&ldo;惟和&rdo;、讲&ldo;宽大&rdo;。忽必烈朝的遗老旧臣陆续去世之后，由这批靠&ldo;宽大&rdo;发迹的官僚来执行忽必烈定立的&ldo;祖制&rdo;，使原来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都逐渐恶化。仁宗是元朝第一个即位前始终生活在汉地的皇帝，他的&ldo;潜邸&rdo;有一大批汉族名士，以上党人李孟为首，还聚集了很多对汉文化和儒术有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仁宗的施政方针是要遵用儒术来改革朝政。与成宗、武宗两人相比，他才是真正执意更改世祖&ldo;成宪&rdo;的人，但他诛杀政敌，用的却是&ldo;变乱旧章&rdo;的罪名。久感压抑的儒生阶层似乎感到某种鼓舞。当时人以《三宝奴伏诛》为题写诗说：&ldo;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rdo;

从至大四年开始，仁宗颁布了一系列整顿朝政的法令。元廷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这时还废除了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任以流官；诸王位下所辟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为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ldo;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rdo;。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ldo;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rdo;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通过&ldo;庇荫&rdo;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唐朝人就说：&ldo;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rdo;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ldo;历官所由&rdo;，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ldo;精爽顿尽，色类死灰&rdo;。科举取士的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ldo;读书做官&rdo;的道路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奋身场屋，一旦及第，&ldo;指日金马玉堂&rdo;，变作成千上万贫穷士人终生的幻想。利用科举制度来编织数以万计的中下层平民人生理想的政权，同时也就为自己编织出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但是元朝前期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忽必烈朝曾几次讨论恢复科举的问题，甚至连&ldo;程式&rdo;都拟定过，但最终仍搁置了。元廷长期停科，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元朝的文武高级官僚大多出于宿卫近侍，这些人都是&ldo;世勋子孙&rdo;，构成与蒙古皇室俱荣俱损的半世袭官僚集团。中下级，尤其是下级官员不得不较多地利用汉人和南人，但选拔的标准是&ldo;趣办金谷&rdo;、&ldo;勾稽朱墨&rdo;，也就是收刮钱财、填报簿书和舞弄刑名的能力。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ldo;藏富于民&rdo;，反对开源，提倡节流，认为利源一启即&ldo;不可复塞也&rdo;；又反对兴利，提倡救弊，认为兴一利则必生十弊，会因此造成救不胜救的局面。朝中儒生的这些主张完全不能适应成立伊始的元政府急于扩大财源、充实国用的需要，自然受到忽必烈的冷淡，被他斥为&ldo;不识事机&rdo;。所以，至元中叶后，&ldo;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rdo;。这是科举制不得恢复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取代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由吏入仕制度的扩大化，反过来成为推行科举制的阻碍。

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儒道和吏道之分。儒道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大计，吏道指具体处理行政、司法、理财等方面事务的技巧和才能。东汉前后儒道和吏道合流，但读经书出身的人做起官来不见得就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不得不依靠被他们所役使的吏属、椽史来处理具体事务。吏的势力在金统治下的北方迅速抬头，其势在元初有增无减。元代人说。当时到郡县做官的，&ldo;往往是带毡帽、穿羊毛织衣的蒙古人，才放下弓箭、跨下战马，就叫他们作守作令。但他们对法律规定的宽严、民间情况的曲折隐秘，做不到广泛了解、详细考究，于是只好把过去曾做过胥吏的人叫来，命令他们写成文书呈上，又详细地加以指点解释&rdo;。元人还说，&ldo;治理一县的长官有二三四员，竟有一概不识字的情况。一县之政，要想不出于胥吏之手也就难了&rdo;。结果地方的行政公事，往往被吏擅断。在官员缺任时。由吏补官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补缺办法。元代中下级官员主要靠由吏出职者担任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既满足了元政府对中、下级官员精于&ldo;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rdo;等具体行政技巧的要求，同时也以越来越大的惰性力量阻遏了可能危及其利益的科举制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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