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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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他知道他正在承受痛苦，可是，一种麻木的光晕环绕着他的悲哀，这一麻木紧随着脑袋不适和发怔而来。没有什么悲哀会让他惊奇：总体来说，这次命运给他的猛烈一击大大超过往常。死并不让他吃惊;它比活着也坏不了多少。令人心寒的是，他不能不想到流淌在这扇门后面的血，居然带来如许多的痛苦折磨，命运这一次竟是如此糟糕地耍弄着人;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这倒让他别无牵挂。

他又走进商店，关上门。尽管灾难突如其来，尽管脚底下传递他一种感伤，除了徒有四壁再也一无所有，可他心中却有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快乐，这是无法抹去的残酷，有力而深刻、带着恐惧与满足。他感到这种快乐在体内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河，越涌越近;尸体躺在那里，他的脚立在地上，被他们的血牢牢粘住。简直是个讽刺，就像他就是那些凶手‐‐特别是面对比死去的女人显得更加天真的孩子，可是现在他不再虚弱。相反，他也能杀人。突然间，对他来说，活着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间的惟一符号，更非最佳方式;进而，他了解他们，爱他们，而在复仇时会比在活着时更加完整地拥有他们。他又一次注意起脚底，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思想无助于肉体，但他却有一种昂扬精神充溢全身。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有力:他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这种不顾一切的陶醉状态。&ldo;人能带着爱去杀人。带着爱，上帝作证!&rdo;他反复说，握着拳头拼命敲打柜台‐‐也许是对着苍穹……他一下子把手又缩回来，喉咙发干，差一点要哭出来：柜台上也都是血。他盯着沾着血迹斑斑的手在那里发抖，就像神经遭到了猛然一击:星星点点的血花从上面落下来。他想笑，想哭，想从胸间可怕的压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切都没有发生，对现有世界极度的冷漠，和凝固的光线一起，照在满地狼藉和死者、鲜血之上。&ldo;他们用火红的钳子夹着殉难者。&rdo;这句话在他脑海里浮现;自在中学读到过它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记起来:不过有一点他多少感觉到了，这就是他必须离开，他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

……

走出商店大门的赫姆瑞奇，终于摆脱了恐慌、怯懦。他回到共产党和工人指挥所，也拿起了武器，他被复仇的情绪所笼罩。他和中国的工人们一起走向血泊……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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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ldo;欧洲中心论&rdo;性质的作品，并指出:&ldo;《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rdo;

但是，《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有它的价值。马尔罗借那些激烈、残酷、血淋淋的场面作为背景，把可能看到的场面和听来的故事，与想像和虚构结合起来，生动描绘了这场大革命的演变过程，以此来揭示革命、暴力等方式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个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剧。

我们不妨把这个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做是对历史现场的另一种反映。

1927年第13节宴会在喧嚣中进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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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留下许多让人费解的环节。1927年的大革命也不例外。

上海街头的革命，一夜之间被阉割，淹没在血泊中。不过，在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武汉，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仍然高扬着旗帜，仍被世人看做中国大革命的&ldo;首都&rdo;。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武汉革命政府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由斯大林派遣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仍被看做这个革命中心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一切;但另一方面，在南京蒋介石的阵营这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并没有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发生的事变而拂袖而去。相反，即便在&ldo;四一二&rdo;过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还颇为积极地活跃在南京大本营，所谓武汉和南京发生冲突的&ldo;宁汉对峙&rdo;，严峻的政治局面和恐怖现实，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激起浪花，他们竟然还如同北伐初期一样，恪尽职守，继续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

是因为职业军人的习惯，不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对来自以输出革命为职责的苏联的红军将领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尚未接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应变指示。在发生突变的中国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大概还没有最后决定是继续容忍蒋介石，还是与之决裂，全力以赴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

的确，&ldo;四一二&rdo;肯定给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随后他遍访各地，终于找到了斯大林当年的一个演讲的片断。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为回应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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