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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大清洗（第1页）

上一回咱们讲到，斯大林这位“钢铁之人”，靠着五年计划的“胡萝卜加大棒”，硬是把一个农业国苏联，在短短十几年内，强行拖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工厂的烟囱是冒烟了，坦克飞机也造出来了，可这代价，也是血淋淋的。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以及在建设工地上累死的无数劳工，都成了斯大林工业化丰碑下那不忍卒睹的基座。

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光是经济上的“改革”还不够。他心里明镜儿似的，党内那些曾经跟他掰过手腕的“老家伙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虽然现在都被他打翻在地，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俯首称臣，但他们的思想还在，他们的影响还在，保不齐哪天就死灰复燃，给他捅娄子。还有那些在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因为政策太激进、手段太粗暴而心怀不满的地方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场以“肃清叛徒、间谍、破坏分子”为名，实则旨在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对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残酷整肃的政治运动，就像一场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开始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酝酿。

正当斯大林还在琢磨着怎么把这“大扫除”搞得“名正言顺”、“深入人心”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如同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正好砸在了他最需要的那根导火索上。

1934年12月1日，一个寒冷的冬日。列宁格勒（就是之前的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这个曾经见证了十月革命炮火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震惊苏联的血案。

时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在他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走廊里，被人近距离开枪射杀，当场毙命！

基洛夫这个人，在当时的苏联政坛上，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年轻有为，精力充沛，口才出众，在党内（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这个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在1934年初召开的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讽刺的是，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后来都被清洗了）上，基洛夫在选举中央委员时获得的赞成票，甚至比斯大林本人还要多（当然，官方计票结果肯定不会这么显示）。这事儿，虽然只是党内高层的一些传闻，但足以让多疑的斯大林对他心生警惕和不满。

基洛夫的遇刺，至今仍然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大谜案。凶手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失业青年，他当场被捕。官方的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党集团”在幕后策划的、旨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谋杀。

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很多人（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怀疑，这起刺杀案的背后，很可能就有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的前身）的影子。他们可能利用了尼古拉耶夫的个人不满和精神不稳定，巧妙地引导甚至直接操纵了他，目的就是除掉基洛夫这个潜在的政治对手，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缺乏直接的、确凿的证据。但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斯大林极其迅速、也极其“巧妙”地利用了基洛夫之死这个突发事件，把它变成了一把指向所有“潜在敌人”的利剑。

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亲自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调查案情”。紧接着，他力排众议，强行通过了一项被称为“一二一法令”（即12月1日法令）的紧急法令。该法令规定：对从事恐怖活动和组织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时间不得超过十天；审判可以不通知被告和辩护律师；判决（主要是死刑）不得上诉，并应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这“一二一法令”，简直就是一把尚方宝剑，赋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机关无限的权力，可以不经正常法律程序，随意逮捕、审判和处决所谓的“人民公敌”。大清洗的法律闸门，就这样被斯大林亲手打开了。

紧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声泪俱下地悼念“亲爱的朋友和战友基洛夫同志”，并义正辞严地宣称，基洛夫的鲜血决不能白流！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潜伏着大量的叛徒、间谍、破坏分子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余孽！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颠覆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最无情的措施，把这些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彻底消灭干净！

一场席卷整个苏联、持续数年之久、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政治高压时期——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чистка，有时也译作“大恐怖”），就这样，在基洛夫遇刺的枪声中，正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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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屠刀，首先砍向的，就是那些曾经与列宁并肩战斗、但在斯大林看来已经“过时”或者“不可靠”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斯大林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开的“审判秀”，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他们，更要在政治上搞臭他们，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而彻底巩固自己作为列宁唯一合法继承人和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从1936年到1938年，莫斯科接连上演了三场震惊世界的“世纪大审判”，史称“莫斯科审判”或“公开肃反表演性审判”。这些审判，与其说是严肃的司法程序，不如说是一场场由斯大林亲自编剧、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导演、被告们被迫“配合演出”的政治闹剧。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1936年8月）：

被告席上，站着的是曾经在党内呼风唤雨、与斯大林组成过“三驾马车”的格里戈季·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十几名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心”的成员。

指控他们的罪名，耸人听闻：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对基洛夫的暗杀；与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勾结，密谋暗杀斯大林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在法庭上，这些曾经的革命领袖，在经历了数月的秘密关押、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之后，一个个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面如死灰，目光呆滞。他们“痛哭流涕”地“承认”了检察官指控他们的所有罪行（哪怕这些罪行是如此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甚至还互相“揭发”、“撕咬”，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和昔日战友身上泼脏水，仿佛只有通过最彻底的“自我毁灭”，才能换取一丝丝（根本不存在的）宽恕。

整个审判过程，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通过报纸大肆宣传。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这些“人民公敌”的“滔天罪行”和“无耻忏悔”。

最终结果毫无悬念：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所有主要被告，都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枪决！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1937年1月）：

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所谓的“平行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员，包括格奥尔基·皮达可夫（曾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卡尔·拉狄克（着名理论家和记者）等一批在经济和外交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

罪名也差不多：与托洛茨基勾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破坏苏联的工业建设，与德国、日本法西斯秘密勾结，企图分裂苏联，等等。

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认罪”和“忏悔”，同样是死刑判决。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1938年3月）：

这次的“主角”，是曾经的党内“右派”领袖、被列宁称为“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的尼古拉·布哈林，以及前苏联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还有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头子亨利希·雅戈达（讽刺的是，雅戈达本人就是前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主要操办者之一，现在轮到他自己上被告席了）等二十多名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成员。

布哈林在法庭上，虽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但他不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那样完全放弃抵抗。他试图在“认罪”的同时，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行为进行辩解，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与检察官维辛斯基（这位后来以其在莫斯科审判中冷酷无情、巧舌如簧而着称的“斯大林的走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但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早已内定的判决面前，布哈林的挣扎也只是徒劳。他和李可夫等人，同样被以“叛国”、“间谍”、“破坏”、“谋杀”等罪名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而曾经的“刽子手”雅戈达，也落得了与他那些“猎物”同样的下场。

这些所谓的“公开审判”，通过精心编排的剧本、被告们在酷刑和威胁下被迫做出的“供词”、以及铺天盖地的官方宣传，在苏联国内外都营造出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氛围：似乎党和国家内部真的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庞大的、与外国势力勾结的阴谋集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暗杀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而斯大林同志，则是那个洞察一切、力挽狂澜、从叛徒手中拯救了革命和祖国的唯一救星！

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昔日政治对手和革命元老，更在道义上将他们彻底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也借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个人权威，将自己塑造成了不可替代的、唯一正确的领袖。

而那些在列宁时代与他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之上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几乎被“一锅端”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大换血”。1934年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了193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据统计，竟然有高达98人（约占70%）已经被逮捕并处决！其余的大多数人也被撤职、流放或在恐惧中苟延残喘，真正能够“幸免于难”的，寥寥无几，而且几乎都是那些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忠诚、唯唯诺诺的人，比如米高扬、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曾经星光熠熠的列宁时代的革命核心层，除了斯大林本人，几乎荡然无存。那些“与列宁有私交”、“敢于在列宁面前发表不同意见”的同代人，都被他以各种名义送上了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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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高层大开杀戒的同时，斯大林那多疑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个可能威胁到他绝对权力的重要领域——苏联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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