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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戴高乐与不屈的法兰西（第2页）

空地协同是关键！装甲部队的突击，必须得到强大空中力量的密切配合和支援！

您听听，这不就是后来德国人玩的“闪电战”的那一套理论吗？戴高乐在1934年就提出来了！可以说，他绝对是当时法国军界乃至世界军界，少数几个预见到未来战争形态的“先知”之一！

可结果呢？“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是不受欢迎的。

当时法国军政高层，脑袋里装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对马奇诺防线的迷信。他们觉得戴高乐这小子简直是“离经叛道”、“哗众取宠”！

老将军们说：“坦克？那玩意儿跑得是快，可皮薄馅大，碰上反坦克炮就是个死！还是得靠步兵和重炮稳扎稳打！”

政客们说：“修马奇诺防线花了那么多钱，你现在说没用了？还让我们再花钱搞什么装甲师？没钱！

就连他那位曾经对他青眼有加、如今已是法兰西军界泰山北斗的“恩师”贝当元帅，虽然在一战后对戴高乐这位才华出众的“爱徒”颇为照顾和提携，在军界给了他不少机会（比如推荐他去军事学院任教、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工作等），但在军事思想上，这位靠着凡尔登防御战成名的老帅，骨子里还是更相信步兵和堑壕的作用，对于戴高乐这套把坦克捧上天、强调高速进攻的“装甲军理论”，始终是抱着怀疑甚至是不赞成的态度。连“恩师”都不完全支持（甚至可能觉得这学生有点“忘本”，不走正道），其他那些思想更保守的老将军们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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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戴高乐的书在法国没卖出几本，他的理论被束之高阁，他本人也因为思想“过于超前”，在军界的晋升之路一直不太顺畅，甚至受到排挤。（有趣的是，反倒是德国人把他的书翻译过去，认真研究了一番...这里面就有后来的“闪电战”之父古德里安）

就这样，怀才不遇的戴高乐熬到了1940年。当德国人的坦克真的像他预言的那样，以“闪电般”的速度撕裂了法军防线时，法国高层才在慌乱中想起了这个曾经的“乌鸦嘴”。

他们匆忙给了戴高乐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第4装甲师的指挥权。戴高乐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指挥着他那装备参差不齐的坦克部队，在蒙科尔内等地，硬是朝着德军不可一世的装甲矛头侧翼，发动了几次虽败犹荣的反击！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法国坦克兵不是不能打，法国坦克也不是不如德国坦克，关键在于怎么用！他的反击虽然没能扭转战局，但却是在一片溃败中罕见的亮点，也为他赢得了“准将”的军衔和国防部次长的职位。

然而，个人的努力无法挽救体制的失败。当他眼看着法国高层在失败面前惊慌失措、争吵不休，尤其是当他得知自己的恩师贝当元帅竟然准备向德国屈膝投降、组建维希政府当“法奸”的时候，戴高乐内心的痛苦、愤怒和挣扎可想而知！

当时贝当组建新政府后，还希望把戴高乐这位他曾经赏识的门生留在身边，甚至有意让他担任维希法国的国防方面要职。但这让戴高乐陷入了巨大的两难境地：一边，是曾经提携自己、对自己多次照顾有加的恩师；另一边，是他誓死效忠、如今却即将沦丧的祖国法兰西的自由和荣誉。

是选择留在维希政府，或许能在体制内做些事情，但难免背上与侵略者合作的骂名？还是选择一条前途未卜、甚至可能被视为“叛国”的流亡抵抗之路？

戴高乐没有犹豫太久。他那颗高傲而坚定的心告诉他：绝不能当“法奸”！绝不能向纳粹德国低头！他决心离开法国，到当时唯一还在抵抗德国的盟友英国去，继续战斗！

于是，他开始秘密联系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联络官，丘吉尔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在得到丘吉尔的默许后，就在1940年6月17日早上，当贝当发表寻求停战讲话的广播还在空中回荡时，戴高乐借口去机场为即将返回伦敦的斯皮尔斯将军送行。在机场上，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那一刻，他趁着众人不注意（或许是斯皮尔斯有意配合），猛地跳上了英军的飞机！飞机随即起飞，载着这位未来的“自由法国”领袖，飞离了即将沉沦的祖国，飞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伦敦！这场“胜利大逃亡”，堪称惊险！

戴高乐这一走，无疑是彻底与贝当和维希政权决裂了！这也彻底惹恼了他的恩师贝当。贝当政府很快就宣布开除戴高乐的军籍，并以“叛国罪”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一对曾经的师生、战友，就这样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到了伦敦，戴高乐几乎一无所有，但他有一样东西是谁也剥夺不了的——那就是他的信念和声音！

1940年6月18日，就在他抵达伦敦的第二天，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戴高乐向所有能收听到广播的法国人，发表了他那篇足以载入史册的《告法国人民书》！

他用他那特有的、庄严而洪亮的声音宣告：“法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法国没有输掉这场战争！他指出，导致失败的是敌人的机械化力量和战术，而不是法兰西民族的勇气。他强调，这场战争是世界性的战争，法国并非孤立无援，它拥有广阔的海外帝国，可以依靠英国的海上力量，还可以指望美国的工业资源。他还号召所有在世界各地、不愿屈服的法国士兵、工程师、技术工人，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来，团结起来，继续抵抗！他最后用那句掷地有声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无论发生什么，法兰西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篇演说，虽然当时在法国本土听到的人可能并不多（维希政府严密封锁消息），但它却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它成为了“自由法国”运动诞生的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法国没有死！抵抗，仍在继续！

而刚刚上任、急需盟友共同对抗德国的丘吉尔政府，也对戴高乐的行动给予了关键支持。英国政府很快就正式承认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是“代表所有继续战斗的自由法国人的合法机构”，并为他在伦敦设立总部、招募人员、组建军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便利。英国的这一“第一时间”的承认，对于当时力量极其弱小的“自由法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意义重大！它给了戴高乐一个合法性的基础，也让他那星星之火，有了燎原的可能。

戴高乐是凭借着一股不屈的意志和对法兰西的无限忠诚来到了伦敦，开始了艰难的抵抗事业。但此刻的他，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眼中，还只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的“流亡者”。如何支持他，如何让他那“自由法国”的旗帜真正发挥作用，那还是后话。

对于身处战争最前沿、独自面对纳粹德国巨大威胁的丘吉尔来说，眼前最迫在眉睫、最让他头疼的问题，根本不是怎么扶持戴高乐，而是怎么处理那支停泊在地中海和法国港口、实力依然完整的法国海军舰队！这支强大的力量，一旦落入希特勒之手，将对英国的海上生命线构成致命威胁！丘吉尔夜不能寐，反复权衡。他不敢相信维希政府的保证，更不敢相信希特勒的“承诺”。

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存，他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一个极其痛苦、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被法国人原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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