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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明斯克的口袋（第2页）

GKO的成立，标志着苏联的权力结构，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的“集体领导”向战时“个人高度集权专政”的彻底转变。斯大林通过GKO这个机构，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成为了整个苏联战时体制的绝对核心和最高主宰。

在讨论成立GKO的会议上，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军事形势和斯大林本人在战争初期一度出现的“消沉”状态，党内高层（比如莫洛托夫自己或者其他人）可能也曾有过一些其他的想法或建议，比如是不是可以暂时让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来主持大局，或者成立一个更具“集体领导”色彩的战时委员会。但这些想法，都被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或挑战他的最高权力，尤其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他更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后，斯大林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沉默太久了。

自6月22日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长达十一天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种“沉默”，一度在社会上引发混乱和不安。在7月3日，沉默终于被打破。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他亲自撰写并审定的战时第一次全国讲话。

那一天，苏联千百万收音机前的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个习惯以“同志们”自称的统帅，突然换了一个开场白——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陆海军的战士们！”

这种称呼，在苏联宣传中是极不寻常的。它不仅突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语言范式，更触动了普通百姓最本能的民族情感。“兄弟姐妹们”，那是一种家庭式的召唤，是当故土面临灭顶之灾时的血脉唤醒。

在这篇讲话中，斯大林首次正式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呼吁全民团结，进行全面抵抗与焦土政策，并鼓励在被占区组织游击战。他承认苏联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强调“我们必须保卫每一寸苏联的土地，不惜一切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和诉求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次讲话不仅有对希特勒与纳粹的猛烈谴责，也夹杂着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色彩，它不再局限于抽象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诉诸于“保卫祖国”“扞卫人民”“反抗外辱”的本能情感。这一宣传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让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都找到了共同战斗的理由。

因为此刻，“共产主义”或许还不足以让人赴死，但“家国”可以。

从组织上看，GKO的强权集中为战争体制提供了钢铁般的执行力；而从精神动员上看，7月3日的讲话则为全社会注入了灵魂。这套政治—宣传的双重机制，是苏联能够在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逐步组织起反攻力量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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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联西方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苏联在外交和战略态势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险恶。那些在战前与苏联有过节、或者对苏联领土抱有野心的邻国们，一看“红色巨人”似乎要不行了，也纷纷跳了出来，想趁火打劫，捞取好处。

苏芬战争的耻辱，芬兰人可一天都没忘记。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传来时，芬兰政府虽然一开始在外交上还比较谨慎，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他们早就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允许德国军队利用芬兰北部的领土作为进攻苏联摩尔曼斯克方向的基地。

1941年6月25日，当德国空军的飞机（有些可能就是从芬兰机场起飞的）开始轰炸列宁格勒等苏联城市时，苏联空军也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等城市进行了报复性的空袭。这一下，芬兰政府找到了“借口”！心里想着可算能报仇了，他们立刻宣布，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无端攻击，芬兰被迫进入“继续战争”状态，（以保卫国家主权和收复在冬季战争中失去的领土！）

6月26日，芬兰正式向苏联宣战，加入了德国一方，从卡累利阿地峡和东卡累利阿地区向苏军发动了进攻。芬兰军队的加入，使得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进攻列宁格勒时，得到了重要的战略策应，也使得列宁格勒面临着来自南北两面的夹击。

在外交辞令上，芬兰人也玩得挺溜。他们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德国的“盟友”，只是与苏联单独进行一场“继续战争”，目的是“自卫”和“收复失地”，并不是要参与到德国称霸欧洲的侵略计划中去。这种说法，当然是自欺欺人，但在当时也确实迷惑了一些西方国家。

南边的罗马尼亚，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独裁统治下，更是德国忠实的仆从国。罗马尼亚对在1940年被苏联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一直耿耿于怀。德国入侵苏联，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就在6月22日德军发起进攻的同一天，罗马尼亚军队就打着“解放失地”、“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的旗号，紧跟着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步伐，越过普鲁特河，向苏联境内的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南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们不仅想收回失地，还希望能从苏联的“尸体”上多分一杯羹。

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其他轴心国的小兄弟们，也纷纷派兵加入了这场对苏“圣战”。一时间，苏联在西部和西北、西南方向，几乎是四面楚歌，陷入了多线作战的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中。曾经那个试图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来“祸水西引”、坐山观虎斗的斯大林，现在不得不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了。

镜头再次回到明斯克那个巨大的“口袋”里。几十万被合围的红军将士，在失去了统一指挥、弹尽粮绝、与后方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许多部队的指挥官和政工干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试图组织部队向东突围，希望能冲出德军的包围圈，与主力会合。

突围的过程，是极其惨烈和悲壮的。他们要在德军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和追剿下，在森林、沼泽和敌占区中艰难跋涉。白天躲藏，夜晚行军。没有地图，就靠着太阳和星辰辨认方向；没有粮食，就吃树皮、草根，甚至煮皮带充饥；没有干净的水，就喝那些散发着腐臭味的沼泽水和弹坑里的积水。

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被打散的红军士兵们，三五成群，互相搀扶，艰难地向着东方前进。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很多人身上还带着伤。夜晚，森林里常常能听到他们互相呼唤同伴、或者询问方向的微弱声音，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绝望，但也夹杂着一丝丝求生的渴望。

然而，德军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德国士兵对这些试图突围的苏军，也表现出了极其残酷的一面。很多放下武器、选择投降的红军士兵，遭到了德军士兵的肆意虐待和屠杀。在一些德国士兵的日记和回忆录中，甚至出现了“他们根本不是士兵，他们是牲口，可以直接枪毙”这样的言论。在纳粹的种族主义宣传和“灭绝战争”的指导思想下，东线战场的残酷性，从一开始就远超西线。

最终，只有极少数幸运的、意志极其坚强的红军士兵（大概7-9万），历经千辛万苦，才成功地从这个“活人墓穴”中逃了出来。他们带回来的，是关于这场灾难性失败的惨痛消息，以及对德军“闪电战”威力的切身体会。而更多的红军将士，则永远地倒在了那片白俄罗斯的土地上，或者成为了德军的俘虏，等待着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大量的红军伤员、后勤人员以及宝贵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器材，都被遗弃在了包围圈内，成为了德军的战利品。

就在明斯克陷落、局势万分危急的时候，斯大林曾与刚刚被他从远东召回、临危受命参与最高军事指挥的朱可夫有过一次深夜密谈。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叼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对着墙上巨大的苏联地图，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用低沉的语调，对朱可夫（也像是在自言自语）说道：“德国人来得确实很快，很凶猛。但俄国的土地太大了，冬天也太冷了……他们来得快，也许，回不去呢？”这句话，或许带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成分，但也隐约透露出斯大林内心深处那股尚未被完全摧垮的韧性和对持久战的某种模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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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则更为冷静和务实。他向斯大林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红军在战术、指挥和装备上的种种缺陷，并建议必须立刻放弃那种死守边境、处处设防的错误战略，转而采取纵深防御，利用苏联广阔的国土空间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集结后备力量，在关键的战略方向上与敌人进行决战。他还建议，应该立刻在莫斯科接近地设立几道坚固的防御地带，作为反击的战略支撑点。

对于朱可夫这些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泄气”和“消极”（主要是听到要后退）的建议，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完全采纳，甚至一度有所搁置。他可能还对红军能够通过局部反击来扭转战局抱有一丝幻想，或者说，他还不愿意在战争刚刚开始就承认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退却。但朱可夫的这些思考，无疑也对斯大林后来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损失惨重，但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也开始慢慢地、但却是坚定地发动起来。成千上万的工厂，正在夜以继日地从西部危险地带，向着乌拉尔山以东、向着西伯利亚的腹地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他们要在新的地方重新扎根，为前线生产武器弹药。无数的苏联男女，响应国家的号召，走上生产岗位，或者拿起武器，加入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去。

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颗闪耀的红星，虽然在德国飞机的轰炸声中剧烈晃动，但它并没有坠落！

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的陷落，只是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的开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通往莫斯科的战略要地——斯摩棱斯克。苏联的“第一道战略堤坝”，能否在斯摩棱斯克成功构筑起来？历史，将很快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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