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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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老侠：既然你与学院派在批判大众文化方面是一致的，为什么不能同流合污呢？你是否还对他们心怀嫉恨？刚才问你，你不是说从未有过嫉恨吗？

王朔：对学院派我的想法和看法已经说清楚了。我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对抗出在他们当了帮凶还自以为很圣洁，很有资格教训别人，普度众生。他们不知道，我知道。过去我不愿直接告诉他们他们是什么，只是与他们开玩笑，现在我要直接告诉他们，他们对大众文化装孙子。他们就是俗，学问再大也是俗，与他们的俗相比，大众文化只是小俗，他们才是大俗。相比之下，迎合大众的钱包就是小俗了。当然这个话不是说我有闲时间了这点事就非说不可，我要一写小说就什么也不说了。但是有好多东西我觉得我早就说了人家听不见。所以对我来说，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冲着他们说的。我从根本上就不喜欢大众文化那个东西，不愿与他们套近乎。但那时我非要跟它同流合污一阵儿，弄成个大众文化中的宠儿。但我不会永远跟他们同流合污。就是说，我跟你同流合污时，当然要好处，那阵子要好处，当然要乖点儿。后来我觉得开始有点儿跌份、减分了，我就不再腻歪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对我来说没有那么个过程，我可能还认不清它的面目。可能我这人无耻就无耻在这儿，我玩了一通得了好处就不再混了。现在我敢说，那种同流合污对我来说就那一次，我知道它有一种舒服的表面行为方式就够了，那种表面的舒服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人光坚持写作是不成的，那很寂寞。其实他们没什么可干的，工作量也不大，又不用那么认真创作，很容易混迹。但是你要说你自己写作，你要真不喜欢干这个，硬着写，那真的没法写。你觉得累人，天天自己跟自己较劲有多累，这种极端的姿态不是谁都能坚守的。其实我现在的骨子里面是有无耻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可以从容地做一回自己的感觉，当然，这个词儿就是港台的了。港台歌曲里常有这类话：终于做回自己。真要能做回自己是一种痛快。

老侠：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开始铺天盖地了，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把许多作家给裹挟进去，作家的成名和影响不是靠评论，而是靠知名导演改编他们的小说。比如像刘恒、苏童、余华，都是靠改编膨胀起来的，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张艺谋最牛的那阵儿，一声令下，居然会有几个知名作家为他写关于武则天的剧本，电影的诱惑实际上是名声和利益的诱惑。有的人，能靠张艺谋的改编平步青云。比如说长春的那个述平，张艺谋用他的小说拍了《有话好好说》，他一下就红了。

王朔：现在述平跟着姜文平。他很能写。其实张艺谋现在不灵了，他推作家的那种能力从余华的《活着》之后就没有了。

老侠：述平现在不仅混迹于北京的影视大腕儿之中，还当上了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你在影视圈混得有头有脸，就是没混上个某某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什么的。出名、赚钱、做官三不误。而你只有前两项。

王朔：你觉得挂个名有意思吗？

老侠：你是中国比较早的码字儿个体户，一直自食其力，是非体制的作家，不但养活了自己和家人，还养得不错，混成了体面的中产阶级。而学院派大多数是吃皇粮，靠体制的工资和头衔养活着。多可悲呀，他们抱着体制内的饭碗不放，生怕这个饭碗给砸了（现在的体制内的铁饭碗变成瓷饭碗）。他们都不能在经济上为自己混出一种起码的独立地位，还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自食其力者的媚俗。现在，我们这儿的名作家也与学院派一样，大都有个单位挂靠着，有一个处级。局级的待遇。他们是双重寄生者，得益于吸体制外又依靠着体制内。依我的选择，宁要一百个自食其力的媚大众的作家，也不要一个捧着皇粮饭碗的优雅学者和著名作家。对了，忘问了，你现在也混成了作协的会员了吧？

王朔：我是会员。但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关系。领了个作协的会员证，至多可以去外地炫耀一番。但事实上，我从未用这个证去炫耀过。

老侠：你的这张脸比会员证好用。

王朔：那你是说我拎着张老脸四处招摇了。

老侠：差不多。起码我在电视上见你招摇过几回。但你那张脸在电视中并不智慧。也就是一张媚俗的脸，脸部肌肉的运动还算正常，没夸张到挤鼻弄眼儿咧嘴或做深沉的地步。

王朔：不让人恶心得吐出来就行了。

老侠：现在说起来，你感觉自己已经从大众文化中退出了。我觉得退出大众文化就是退出主流文化。从电视剧《渴望》开始，大众文化实际上已与主流文化合流了。

王朔：我在大众文化中时就已经特别明确了。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口号叫作二老满意，二老，一个是老干部，一个是老百姓。这不是明的嘛，它一开始就是这样。每次搞一个片子前就有这种要求，个人的追求只能在这个口号范围内，这是非常明确的。港台进大陆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我跟他们合作过，他们也飞不到哪儿去。港台的来大陆也有两条，第一是该尊重的要尊重，第二是该坚持的要坚持。实际上是坚持以尊重为前提，而一尊重了，即便还硬撑着，也坚持不了什么了。大众文化从来都是这样，尤其像影视剧这种，它投入大，它要有一个最广泛的最完全的认可。社会上也都知道，坚持的结果就是个死。我们后来搞了两个电影，搞一个毙一个，投资方就先项不住了，因为它的成本太大，反抗或坚持的成本就更大，没有人能顶得住，如果投资商不为赚钱光让你搞得痛快就行，那样还能做点儿自己的东西。但没有一个商人会这样。商人本身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决不喜欢你乱来，你一乱来他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所以用中国话说，就是要对安定团结有好处，影视剧在这里要起到安定团结的作用。

老侠：中国人都穷怕了，一乱了那股杀富济贫的劲儿太狰狞。现在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后路弄好了，在国外买份产业，弄个居住权。你想过去国外定居吗？也为自己的退路想好招了吗？

王朔：想过。我老了恐怕也要去国外。在中国，我给你说老实话，我觉得在这呆着没有机会、没有安全感，我从小就这么认为。我看到的一夜之间什么全没有的事太多了，刘少奇还国家主席呢，不就是一夜之间。我觉得现在这所有的地位呀、挣的一点钱呀，都是特别虚幻的，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在这儿有时觉得有机会，有安全感，但大多数时间我觉得没有一个铁的东西保护你，就是说你合法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会非法地丧失的。总觉跟做了梦一样，你得到的一切就都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一些人对财产这东西没什么放不下的，但有的东西是你必须考虑的，比如说孩子。我从小没有安全感，我当然希望孩子最后是安全的。我觉得有钱人的顾虑是合理的。好多有钱人在没钱的时候，可以无所谓。但是当你刚开始有点儿私产，有点私人的东西时，你的立场有时候就会被软化，就会求一个态度，就有很多顾虑，你肯定不敢胡来。在这点上我的看法是，看这个不安全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怎么做都是不安全的，那就只能由着性子来，与其求一个片刻的安全，不如做一回自己。退一步，就是你不做自己，现在就要多个心眼儿，别去做丢人的事。所以我说，人生是个阴谋四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体制上的僵化能防止一些小阴谋的发生，但这些小阴谋并没有消失，而是堆在那儿，暂时歇着，但不闲着。从利益交换的角度讲，大众文化还是讲理些。大众文化是商业，商业要讲信誉，讲契约，当然在中国这种商业肯定不规范，混乱，但这混乱不是商业的问题，而是权力来商业中捣乱并从中牟利。最麻烦的是与权力打交道。怕麻烦的办法之一就是远离它，别沾它。

老侠：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许是你先天性格决定的。你的《看上去很美》中的小孩从小在保育院在家庭中都是陌生人，没安全感，想去讨好也不行。其实你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在军队的大院中，也属于红色摇篮了，是最根红的那类人，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

王朔：我不想说。

老侠：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你我也都是在这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国家与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树，我们是土壤。

王朔：所以我才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体验。

老侠：对你刚才的那种解释，我就觉得有点圆滑。比如你就是在大众文化与写小说之间跳来跳去的。社会对你这种进去出来的姿态会怎么看？你到底有没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说，王朔这小子钱也挣了，名也出了，又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清高了。想当年，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咱也是个俗人，那时你在挣钱，你拿这些自我贬低的说法当挡箭牌。现在你又出来了，指责大众文化俗。人家会认为，王朔这小子老jian巨猾，两边的便宜都想占。当然，你刚才说你的转换是真的，心里早就知道和大众文化的趣味不合拍。你不觉得挣了大众文化的钱就没再骂它的理由，你不觉得它给了你恩惠之后，你明明知道它不好还不说，不是很不厚道吗？关于你对金庸及香港四大俗的攻击，已经有很多不太善意的议论了，比如你讲的那种大众文化传播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以至于无穷地转变话题直到人身攻击。而我要说的猜测就更属于人身攻击。更恶毒了。就是说，你是觉得在大众文化中混不下去了，大众文化已经不能再给你的名声和利益加分了，你就需要换一种方式，重新塑造。包装你自己。你是在有意识地设计自己，到了什么点上，应该出什么牌，一步一步地，火候和机会都掌握得很到位。我想有些人也会像我这样想。面对这样的质问，你就没认真地反省过自己？就是说你的这种转变真的像你自己刚才所表白的那样，纯粹到那种程度吗？

王朔：就我而言，就还真那么纯粹。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自己还是有把握的。只是想再说的是，我早就瞧着大众文化不顺眼了，为什么不早出来发难呢？我也有机会主义的考虑：我早就看出这些新生活方式，新生小资产阶级分子，下回我要跟他们开练了。但是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他们开练。也就是大众文化刚冒出头时，你就谴责这种生活这种文化的无聊、空洞乃至不道德，早点。而且我知道，反左是摧枯拉朽，墙倒众人推，那是没什么风险的，口子一旦开了，谁还喜欢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这个可不一样，这是新生蓬勃的力量，而且你这是直接跟大众作对，跟它对着干是要犯众怒的。

老侠：中国的文化人向来有两个去向，不是踏上领奖台的红地毯，就是投入村姑的怀抱中。权力与人民，是两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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