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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端午节和高考志愿（第1页）

“高校知识传播同盟”的引擎，如同上紧了发条的精密钟表，齿轮咬合间带着不容停歇的铿锵力道，在1962年盛夏的北京城里全速运转。

清华园西侧那间临时借来的旧教室，便成了同盟的“作战指挥部”——五十套模拟题的最终校验工作，正在这里紧锣密鼓地推进。

五十套凝聚了清华、北大等五大顶尖学子心血的模拟题，经过反复校验、油印、分装，化作一股股坚实的知识力量。再通过艰难搭建起的渠道，送往北京各个角落的中学。这些纸张粗糙却字迹清晰的试题，在1962年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复习资料匮乏的年代，为无数在高考独木桥前焦灼徘徊的学子，注入了一股强大的镇定剂和希望之光。

我蹲在地上，指尖捏着一张刚油印好的数学试卷，借着昏黄的灯泡光仔细核对。

陈意涵坐在旁边的木桌前：“韩浩，这道解析几何的辅助线提示是不是太隐晦了？去年模拟题可比这个直白，咱们得考虑那些基础弱的学生。”

她说话时，眼底的血丝在灯光下格外明显——为了能按照计划把试题送出去，他们已经连熬了三个通宵。韩浩凑过去，指着题目笑道：“你放心，我特意留了个‘钩子’，第三问的条件里藏着坐标关系，认真读题的人能发现。再说，王建军送题的时候会带咱们整理的解题思路，不会让他们卡壳。”

正说着，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王建军扛着一摞用油布包好的试卷走进来，他把试卷往桌上一放，抹了把额头的汗，声音里满是雀跃：“浩哥！刚送完海淀那边的十套，三十五中的张老师攥着我的手说‘这题比供销社的紧俏货还抢手’，还塞给我两个烤红薯，热乎着呢！”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裹着油纸的红薯，我接过来，掰成两半，递给陈意涵一块，自己咬了一口——甜糯的薯肉带着炭火香，烫得他直哈气，心里却暖烘烘的。

王建军看着他们，挠着头憨笑：“还有朝阳的二十套，我明早骑自行车送，保证赶在学生早读前到。”

韩浩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他拍了拍王建军的肩膀，声音有些发沉：“今晚别熬了，剩下的试卷我和意涵来核对，你回去睡一觉。自行车明天我骑，你歇着。”

王建军急了，摆手道：“那哪儿行！浩哥你还得统筹全局，送题的活儿我熟……”

话没说完，就被陈意涵打断：“听韩浩的，你再熬下去该倒下了。同盟又不是只靠你一个人，我们分工来。”

她把刚核对完的试卷叠整齐，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细致，“你把路线图给韩浩，我已经把每个学校的接收人姓名和地址写在纸条上了，别弄错。”

王建军还想争辩，却被我推着往门外走：“快去睡，明早我回来给你带食堂的玉米糊糊。”

看着王建军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韩浩回头，正好对上陈意涵的目光。她轻轻叹了口气：“大家都在硬撑，可也得注意身子。”

我点头，心里那点穿越者的孤独感又冒了出来——前世他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看K线图，从未体会过这种“一群人朝着一个目标使劲”的踏实。可此刻，看着陈意涵认真核对题目、李梅（她刚从图书馆借来参考资料，抱着一摞书走进来）默默把水杯递过来，他忽然觉得，这份扎根在1962年的成就感，比任何宏图伟业都更让人心安。

然而，就在这紧锣密鼓、分秒必争的冲刺阶段，一个充满温情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悄然而至。

六月的北京已经有了暑气，清晨的阳光透过槐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骑着王建军的自行车去送最后一批试卷，刻意放慢了脚步，想从干燥的空气里捕捉一丝熟悉的粽叶香。

可车轮碾过尘土飞扬的土路，鼻腔里只有煤烟味、土腥气，还有远处食堂飘来的大锅菜味——那是白菜梆子炖土豆的味道，少油少盐，却已是这个年代里难得的“荤腥”。

他想起前世，端午节前一周，妈妈就会把厨房堆得满满当当：五花肉切成小块，用酱油腌得油亮；咸蛋黄一个个摆在瓷盘里，泛着橙红的光；赤豆沙是提前熬好的，甜香能飘满整个楼道。他那时总嫌麻烦，包好的粽子塞了满满一冰箱，他却常常因为吃腻了，偷偷把妈妈特意留的肉粽扔进垃圾桶。

如今想来，那些被浪费的香甜软糯，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看着窗内那一张张带着疲惫却依旧专注的脸——这些人，是他在这个陌生时代里最亲近的“家人”。

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大家在这个节日里，尝到一口真正的、属于“家”的味道。这不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在艰苦岁月里，守住那份人情温暖，守住团队里最珍贵的凝聚力。

公家渠道是第一个被考虑，也是第一个被否定的选项。韩浩揣着忐忑，敲响了蒋书记办公室的门。蒋书记正埋在一摞文件里，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指夹着一支快燃尽的烟。听到韩浩的请求，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

“小韩啊......，”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你的心意，我懂。英语角办得好，知识同盟也帮了不少学生，学校都看在眼里。可你看看窗外，”他起身走到窗边，指着校园里晾晒的红薯干，“现在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精细粮都是凭票供应，学校的指标是按人头算的，连老师的口粮都卡得紧，实在匀不出多余的糯米和红枣。”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歉疚：“不是我不帮你，是现实不允许！！！”

我走出办公室时，阳光正好照在墙上的标语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蒋书记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最初的幻想，却也点燃了他骨子里的那股韧劲。

他立刻想到了王建军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我找到王建军时，后者正在宿舍修自行车，手上沾着黑油，裤腿上还破了个洞。

听我说要借车，王建军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掏出用绳子拴着的车钥匙，往我手里一塞：“浩哥，随便骑！就是刹车不太灵，下坡的时候得提前捏；还有脚蹬子有时候会掉，你带着扳手，掉了就拧上。”他顿了顿，又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帆布包，“这里面有我攒的两个窝头，你路上饿了吃。”

韩浩接过钥匙和帆布包，心里一阵发热。他回到宿舍，翻箱倒柜找出几本崭新的《学霸笔记》——那是他们特意留的精装版，字迹工整，还夹着几张思维导图。他又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全国通用粮票——那是他省了三个月的细粮票，每次食堂打饭只买粗粮，就是为了留着应急。这些东西，在1962年的农村，就是硬通货。

为期两天的“寻宝”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跨上了那辆哐当作响的自行车。车筐里放着《学霸笔记》和粮票，后座绑着帆布包，他朝着海淀区北部的农村出发。出了城区，土路变得坑洼不平，车轮碾过石子，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震得他手心发麻。

沿途的村落依偎在燕山余脉脚下，土地贫瘠，地里的玉米苗稀稀拉拉，泛着发黄的颜色。土坯房的墙上，用白灰刷写的“农业学大寨”标语已经斑驳，却依旧透着时代的印记。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牲畜粪便和柴火的气息，与清华园的书香截然不同。

我骑着车，逢人就打听：“老乡，请问你们队里有多余的糯米吗？我用粮票或者笔记换。”

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警惕。一个赶着牛的大婶上下打量他，皱着眉问：“你是城里来的学生？换糯米干啥？是不是来‘割尾巴’的？”

我赶紧解释：“大婶，我是清华的学生，端午想给同学们包点粽子，不是搞运动的。”他掏出粮票，递过去两张，“您看，这是全国通用的，能换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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