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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响应国家号召之舌战答辩场（第2页）

第二天上午，计算机系的答辩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本系的教授和学生，后排还坐着几位神情严肃的中年人——国防科工委的代表果然来了。

我的论文题目《计算能力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尤其在国防安全领域》一出现在黑板上，就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在这个计算机还被视为昂贵科研工具的年代，这个选题确实太过超前。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我的声音沉稳有力，“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要讨论计算机的现在，而是要探讨它的未来。

我认为，我们正站在一场伟大变革的前夜，计算能力将如同历史上的蒸汽动力、电力一样，成为驱动社会进步和重塑国家实力的核心引擎！”

开场的气势就让全场安静下来。

我首先描绘了计算机在民用领域的前景：“...未来，计算机将不仅用于科学计算，还将进入企业管理、生产控制、甚至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实现数据的快速传递和共享；可以设想智能化的生产系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可以设想个人使用的计算设备，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这些设想在1965年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但我用严密的逻辑和现有的技术趋势进行推演，让这个未来图景显得真实可信。

接着，我转入论文的核心部分——国防安全领域。

“在国防领域，计算能力将带来革命性变化。”我语惊四座，“首先在情报破译领域，强大的算力意味着我们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通信安全，同时也能更深入地洞察潜在对手的意图。”

我列举了二战期间图灵破解德军密码的例子，然后说：“现在的密码体系更加复杂，破译工作对计算能力的要求呈指数级增长。未来在这方面落后，就意味着在情报战中处于绝对劣势。”

后排的国防科工委代表们交换着眼神，神情更加专注。

我继续深入：“更进一步，计算能力将改变战争形态。

战略导弹的弹道计算、精度矫正，需要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海量运算；未来的防空系统，需要实时处理来自遍布国土的雷达站的数据，快速识别、跟踪、锁定成千上万个目标...这些任务的复杂性和时效性，都超出了人脑的极限。”

我提到了国外已开始研究的“指挥自动化系统”：“...这实际上是以计算能力为核心的国防神经中枢。

可以预见，未来战场的胜负手，将取决于信息获取、处理和决策的速度与质量！”

提问环节，气氛格外凝重。

计算机系主任李教授率先发问：“韩浩同学，你的观点很大胆。但以我国现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实现这些设想需要多长时间？投入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慎重回答：“李教授，正因为我们现在落后，才更需要提前布局。计算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无法一蹴而就。如果我们等到别人已经广泛应用时再起步，差距将难以弥补。”

我顿了顿，继续道：“至于投入是否值得，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而是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战略抉择。在国防安全领域，有些投入是必须的，有些风险是不能冒的。”

一位国防科工委的代表接过话筒：“韩浩同志，你提到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在国外也处于起步阶段。你认为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追赶？”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带有明显的咨询意味。我思考片刻，谨慎答道：“我认为可以分三步走：首先是人才培养，在大学加强计算机专业建设，选派优秀人才出国学习；其次是重点突破，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比如导弹制导、防空预警等系统开展研究；最后是军民融合，在民用领域积累经验，反哺国防建设。”

另一位教授质疑：“你的设想很好，但计算机毕竟只是工具，最终决策还是要靠人。你是否过分夸大了计算机的作用？”

我点头承认：“教授说得对，计算机永远不能取代人的决策。但它可以极大地扩展人的能力，让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信息，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就像望远镜扩展了人的视力，计算机扩展的是人的脑力。”

答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但我始终对答如流。我的远见卓识和沉稳自信，给在场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我结束答辩时，国防科工委的几位代表率先起身鼓掌，这个举动无疑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中午在食堂，我和林雪晴遇到了刚结束答辩的李大川等人。

“听说你今天把国防科委的人都镇住了？”张建军兴奋地问。

我笑了笑：“只是正常答辩。”

陈致远：“你的论文我看了，确实很有远见。如果真能实现，对整个工业体系都会带来革命性变化。”

李大川更关心实际问题：“那他们有没有说要把你分配到哪里？”

“还没有正式通知。”我摇头，“等所有答辩结束吧。”

下午，我特意去听了其他同学的答辩。

在数学系的答辩教室，一位名叫赵星河的学子正在为他的论文《经济计划中数学模型应用的初步探索与局限性分析》进行辩护。他试图将西方运筹学与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传统的计划经济学框架。

“单纯依靠经验和定性分析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经济系统，”赵星河指着黑板上的线性规划模型说道，“我们需要定量的工具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计划科学性。”

台下一位老教授皱起眉头：“小赵同学，经济工作是政治工作，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你这套洋模型，会不会忽略计划经济为主导？”

赵星河不卑不亢地回答：“老师，模型是工具，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资源约束和潜在效率，但最终决策依然需要结合政策方向和实际情况。这不是取代人的判断，而是辅助人做出更优的判断。”他的观点，代表了部分青年学子对科学化、精密化管理模式的向往。

另一位大四学生的论文通篇引用Lx语录，却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注意到，几位老教授在台下微微摇头。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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