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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4章 百团大战之回村的馈赠（第2页）

“浩娃子，”他终于开口，“你这个心，俺领了。但这事，恐怕行不通。”

“为啥？”

“你想啊，”李书记敲敲烟袋，“给每户发肉？那别的村呢？柳林大队、王家洼大队也捐粮了，你给不给？给了他们，再远的村呢？听说‘百团大战’支援了七十二个大队，那些大队的社员知道了，咋想？”

“再说发猪仔羊羔，”他继续说，“是好事。但你想过没有，猪要喂吧？羊要吃草吧？现在虽然粮食宽裕了，但喂猪的精饲料还是缺。你让星火厂出饲料？那得多少？上万头猪的饲料，你们负担得起？”

“还有更重要的，”李书记看着我，眼神深邃，“浩娃子，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是星火厂的领导，是‘百团大战’的组织者。你的一举一动，很多人看着。你今天给韩家村发猪仔，明天就可能有人告到省里，说你搞特殊化，说你拿国家财产送人情。”

我愣住了。

这些，我真的没想那么深。

在2025年的商业逻辑里，对合作伙伴进行利益反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1965年的中国，在集体主义的大环境下，“公平”二字，有着比经济利益更重的分量。

“那……就这么白拿大家的粮食？”我有些不甘心。

“啥叫白拿？”李书记笑了，“这样吧，你要是真过意不去，俺倒有个主意。”

“您说。”

“星火厂不是缺粮食吗？咱们这几个大队，可以跟星火厂签个长期供应协议。”李书记眼睛发亮，“你们按国家统购价收，有多少收多少。这样，社员们种的粮食能变成现钱，你们也有了稳定的供应渠道。公平买卖，谁也说不出啥！”

这个提议，让我眼睛一亮。

对啊！这才是符合时代特征、又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不是施舍，不是馈赠，而是平等的商品交换。既尊重了村民的劳动价值，又解决了星火厂的实际需求。

“还有猪仔的事，”李书记接着说，“也不是完全不行。但别搞‘每家每户发’，那样太扎眼。你可以以星火厂的名义，跟咱们几个大队合作，办个集体养猪场、养羊场。大队出地、出劳力，你们出仔畜、出技术、包销路。年底赚了钱，按比例分成。这样，是集体经济，是工农合作，谁也说不出毛病！”

我听着，心里豁然开朗。

这就是时代的智慧啊！在集体主义的框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既照顾了公平，又激发了活力。

“李书记，您这主意好！”我由衷地说，“就按您说的办！我回去就安排人，来跟大队签协议、谈合作！”

“这就对了！”李书记满意地点头，“浩子，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背后是星火厂，是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做事啊，既要讲情义，更要讲方法、讲政策。”

这番话，让我陷入沉思。

四年来，我一直在学习适应这个时代。从最初的价值碰撞，到现在的逐渐融入。但直到今天，在李书记这番朴素的道理面前，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不是简单地把后世经验移植过来，而是要找到与时代精神契合的方式。

“对了，”李书记突然想起什么，“你这次回来，要去看看试验田不？王教授他们正忙着呢！”

“去！当然去！”我站起身，“现在就去！”

韩家村的试验田，已经从最初村东头的二十亩，扩展到了村北、村西三个片区，总共一百五十多亩。

这些试验田，被精心划分成不同的区块，有的种着小麦、玉米等主粮，有的种着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有的种着各种蔬菜，还有专门用于品种对比、肥料试验、灌溉方式研究的小区。

田埂修得笔直，沟渠纵横有序，每块田头都立着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编号、品种、试验内容。

我到的时候，王教授正带着几个年轻技术员，蹲在一片小麦田里观察记录。

四年过去，这位山西省农学家，皮肤晒得黝黑，手上满是老茧，完全看不出大学教授的样子，倒像个地道的老农。

“王教授！”我远远地喊了一声。

王教授抬起头，看到是我，脸上露出笑容：“韩浩同志！你怎么来了？”

他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走过来跟我握手：“听说你在太原搞了个‘百团大战’，动静不小啊！省农技所这边，天天都能听到你们的消息！”

“都是按照您教的方法，科学种田嘛。”我笑着说，“怎么样，今年试验田情况如何？”

“好！非常好！”王教授眼睛发亮，指着眼前的小麦田，“你看这冬小麦，株高、分蘖、穗粒数，比对照田高出至少百分之二十！特别是我们新培育的‘晋麦三号’，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都很强，亩产有望突破五百斤！”

五百斤！

在1965年，这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全国小麦平均亩产还不到两百斤。

“走，我带你转转！”王教授兴致勃勃，边走边介绍，“这边是玉米试验区，我们引进了‘金皇后’杂交种，配合新的密植技术和追肥方案，预计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

“那边是油料作物区，我们在试验大豆和花生轮作，既能培肥地力，又能提高总产出。”“还有蔬菜区，”他指着远处一片绿油油的菜地，“我们引进了大白菜、萝卜、西红柿的新品种，正在试验大棚种植技术。如果能成功，冬天也能有新鲜蔬菜吃了！”

我们沿着田埂慢慢走，王教授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每一块试验田的意义和进展。

“韩浩同志，你知道吗？”他突然停下脚步，感慨地说，“四年前我来山西时，省农技所还是个只有十几个人、几间办公室的小单位。研究的，也多是在实验室里搞搞数据，发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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