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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6章 百团大战之新的转机（第1页）

回到太原时，已是晚上七点。

张振国直接去了省委办公室。卫省长还在加班。

“振国回来了？平遥那边怎么样？”卫省长放下手中的文件。

“省长，情况……有些复杂。”张振国坐下，把一天的见闻详细汇报。

从试验基地扎实的数据，到食品厂门口两百多养牛户的联名请愿，到刘茂才的反水自首，再到那本蓝色笔记本。

卫省长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汇报完，张振国把那本笔记本和养牛户的联名信放在桌上。

卫省长先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联名信。信纸很粗糙，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鲜红的手印。两百多个手印，密密麻麻，像一片红色的星空。

“老张，”卫省长抬头，“你现在怎么看？”

张振国沉默片刻：“省长，我承认，来之前我有预判。我认为韩浩这么年轻搞这么大动静，肯定有问题。但五天查下来，查到的不是问题，是……是另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良心。”张振国缓缓说，“那本笔记本，是良心。那些农民的手印，是民心。刘茂才的反水，是人心。”

“良心，民心，人心。”卫省长重复着这三个词，“那你觉得，韩浩的那个‘设想’，该怎么看？”

“那个设想确实超前，有些提法确实敏感。”张振国坦诚地说，“但如果结合他这四年的所作所为来看，我认为他的初衷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想探索一条让社会主义商业更好地服务人民的路径。”

“哦？这个结论可不像你张振国说的。”卫省长笑了，“你可是有名的‘铁面’。”

“铁面也要看事实。”张振国认真地说，“省长，我建议：第一，调查可以告一段落，结论是‘未发现违法违纪问题，改革探索中存在不成熟设想，但尚未实施，予以提醒教育’；第二，星火工业园和平遥牛肉试点，应尽快恢复正常；第三，对韩浩同志，既要保护他的积极性，也要加强引导，让他把路走稳。”

卫省长点点头，正要说话，秘书敲门进来。

“省长，有您一封信，北京来的。”

“谁寄的？”

“清华大学，林雪晴。”

卫省长接过信，拆开。

信不长，两页纸。字迹清秀有力。

“卫省长：

冒昧来信，还请见谅。我是清华大学学生林雪晴，也是韩浩的未婚妻。

近日听闻山西省对韩浩同志进行调查，心中焦虑，故写信说明一些情况。

我与韩浩相识于1961年北京，相知于图书馆，相许于北海。四年间，我见证了他从韩家村孤苦少年到星火厂负责人的成长。我了解他，如同了解我自己。

韩浩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懂感恩。韩家村乡亲的一饭之恩，他铭记至今，所以他总想着‘达则兼济天下’。第二，他爱学习。他读《资本论》，读《茅选》，读《山西通志》，读一切能找到的书。他的那些‘超前想法’，不是凭空而来，是学习、思考、实践的结合。

我知道，他的有些想法可能超前于时代。但卫省长，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果没有人敢想敢试，我们怎么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韩浩不是完人，他会犯错，会冒进。但我相信他的初心——让农民多收一斤粮，让工人多吃一口肉，让山西发展得好一点。

恳请领导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给予探索者一点包容，给予担当者一点空间。

此致

敬礼！

林雪晴

1965年6月15日于清华园”

卫省长看完信，久久不语。

他把信递给张振国。

张振国看完，也沉默了。

这封信，没有为韩浩辩护具体问题，而是谈初心，谈担当，谈时代。但恰恰是这种格局，更有力量。

“老张，”卫省长终于开口，“明天上午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这次调查的情况。你准备汇报。”

“是。”

“汇报材料要全面：问题要讲透，成绩也要讲够；不足要指出，潜力也要看到。特别是那本笔记本，那些手印，这封信——这些都是重要的参考。”

“我明白。”

卫省长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

太原城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星火工业园的方向，还有点点灯光——那是加班的车间。

“振国啊，”卫省长轻声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建设，现在正在经历探索。探索就会有争议，有风险，有失误。”

“但如果我们因为怕争议就不敢探索，因为怕风险就不敢担当，因为怕失误就不敢创新——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个时代？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

张振国站在他身后，深深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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