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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12月12日，仅仅因为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粤剧大会唱，播音员茅丽瑛在上海租界遭暗杀。

这一年被杀害的还有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历城周报》的5名编辑、记者，死于敌机轰炸的有重庆《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等6人。

1940年：邹韬奋&ldo;宁为玉碎，不为瓦全&rdo;

这是言论史上暗淡的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经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检的中央社稿之外，其他各报一律不准擅自发布战况。

1月，国民党当局一次拘捕了衡阳《开明日报》11人，包括编辑4人，工友、会计等7人，其中有两位老人。两个月后，仍杳无音讯。报社为此于3月27日向全国同胞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声援。

从2月3日到3月底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衡阳等地的3家分店、支店被破坏、封闭，10余人被捕。到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55个分店绝大部分被封或勒令停业，只剩下6个分店。从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40都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着作就有12种。7月，国民党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虑恢复。并表示这是蒋介石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权势的威逼与利诱，邹韬奋当场回答：

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如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页217。

新知书店的情况也类似，2月初衡阳分店被封，6人被捕。金华、丽水、宜山、柳州、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停业，只剩下重庆、桂林等地4个分店。

4月，邹韬奋等在参政会上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案》，作最后的努力。

4月18日，西安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版了113期。短短几年间，李敷仁在资金匮乏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将《老百姓》真正办成了深受底层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报纸，三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收买。虽然最后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李敷仁还是无比痛心地说：&ldo;我的孩子被扼死了。&rdo;

5月13日，湖南当局以&ldo;言论荒谬，内部复杂&rdo;的莫须有罪名查封邵阳《力报》，逮捕康德、严怪愚、冯英子三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办学术性杂志也要经过三道关：（1）社会局，（2）市政府，（3）国民党省（市）执行委员会，图为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的&ldo;登记&rdo;通知书

6月13日，国民党电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ldo;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rdo;16日，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ldo;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rdo;，&ldo;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rdo;，&ldo;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rdo;。在这一禁令下，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的限制和迫害。

9月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条。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下达了以卑鄙手段捣毁中共书店的密令，要求&ldo;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rdo;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收入了两年来通令查禁的书刊720多种。

在上海&ldo;孤岛&rdo;，7月1日，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后，汪伪&ldo;南京政府&rdo;发出对83人的&ldo;通缉令&rdo;，其中上海报界就占了49人，包括《申报》的金华亭、胡仲持、马荫良，《新闻报》的汪仲韦、顾执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等，基本上是活跃在上海&ldo;孤岛&rdo;的抗日报人。

7月19日，《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首先遭到暗杀。

7月21日，张似旭的追悼会尚未举行，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遭暗杀。

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

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暗杀，21日身亡。

1940年的编年史上洒满了坚守&ldo;孤岛&rdo;的报人们的鲜血，他们大部分都和朱惺公一样，无党无派，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即使面对暗杀的枪口。死里逃生的顾执中后来经香港到了重庆，蒋介石主动约见他，表示慰问。蒋问他：&ldo;您现在有工作吗？&rdo;他回答：&ldo;有，我还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rdo;蒋又问：&ldo;您有什么困难吗？&rdo;他回答﹕&ldo;谢谢，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困难。&rdo;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朝不保夕，常常靠变卖掉一些衣物度日，但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帮助，不愿接受蒋委任的任何工作。他的连襟钱大钧事先得知蒋约见他的消息，曾大为欣喜，以为他做官有望。事后钱只对他说了两个不客气的字：&ldo;傻瓜！&rdo;可他并不生气，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新闻记者，他与汪精卫很熟，但他不会走汪的路。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为日本外长）重光葵很友好，但他也不会走亲日之路。即使在困苦之中，他也不想走蒋介石的路。钱大钧看到了他&ldo;傻瓜&rdo;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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