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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史学研究]《黑洞‐‐弘光纪事（出书版）》作者：李洁非【完结】

编辑推荐

明末这一段历史有诸多突出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弘光朝一年，政治、道德、制度分崩离析，借善恶之名殊死相争。

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

内容简介

1644年4月25日清晨，崇祯缢死煤山，李自成占领皇宫。5月22日至27日，明军吴三桂部和满清联军，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一片石，李自成败退北京，于5月29日匆匆称帝，&ldo;是夜，焚宫殿西走。&rdo;6月7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而远隔千里，明朝福王朱由崧也于当日在南京宣布监国。6月19日，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南北两京遂展开了终对垒。

本书将仅存一年的南明弘光朝作为对象，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人事诸方面展开深入论述，作者秉承史传写作中&ldo;史传叙事其表，思悟认知其里&rdo;的宗旨，在描述史事时大开大阖，奇崛跌宕，令人荡气回肠；又以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清晰地梳理出历史表象后面的深刻内涵。

作者简介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后转向专项研究，兼事小说、随笔和史传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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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大概而言，本书为一史传叙事作品，但笔者私衷却是史传叙事其表，思悟认知其里。盖所谓史传者，大开大阖，奇崛跌宕，人易以故事视之，犹如读小说、听说书，目眩神迷，不觉而将其文艺化。其实，史传乃是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和工具。许多以读书为业、自命足以胜任思考的人，往往将思想等同于理论，甚而只知从理论上求之。这种误区，尤当思想、学术严重格式化，读书和著述仅为博取功名之器艺的时代，益滋其彰。其表现，我们不必到远处去找，眼下就很典型。岁岁年年，从学术考核制度，从学位、晋职竞争中生产的论文汗牛充栋，而内容空疏、言不及义者累累。当下知识者中每可见两种情形：一、与现实有茧疥之隔，搔不到痒处、揭不了疮疤，论来论去，思想只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术语中打转，和科举制艺如出一辙，此谓&ldo;无补于世&rdo;；二、对历史，不光观念混乱、错误而不自知，又陶醉于某些徒具其表的义理，从理念到理念，从空想到空想，据之对历史东拼西凑、强以就我，甚而不惜昧实而论，此谓&ldo;学不成器&rdo;。黄宗羲说：&ldo;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rdo;[1]三十多年前&ldo;文革&rdo;结束时，国人精神世界绌于&ldo;读书不多&rdo;，而今，病根却在&ldo;不求于心&rdo;‐‐读书不少，心思仍旧昏愦。何以如此？有的是被应试教育所害，读书不为求知，目的尽在出身、文凭。有的则是根须扎错了地方。黄宗羲说：&ldo;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rdo;[2]古人是拘执经术，今人是拘执义理，而实质总归一条，即头脑已被格式化，虽然也思考，也貌似产生思想，但根须却扎于先入为主的理念，不是扎在客观事实的土壤中。这就是&ldo;迂儒&rdo;，他们有些人的表现，往往比&ldo;迂&rdo;严重得多，其对义理的痴迷、对客观的排拒，可能达于偏执的地步。为了不至于此，或已然如此而愿意有所改益，有效办法是接受黄宗羲的建议&ldo;必兼读史&rdo;。读史，首先是桩令人愉快的事，有着如对小说一般甚至超过它的乐趣，但这是极次要的。它真正的好处是使人离真相更近从而明辨是非，搜读益多益广，这功效益发明显、确凿，世间最不容易蒙蔽之人，便是饱于读史之士；其次，读史能够大大弥补空头理论的各种不足，甚至回过头反思理论，重估它塞到我们脑中的那些观念。言及此，想起梁启超的评论：&ldo;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rdo;[3]我从这句话所得，不只是两大师治学各有所重，进而更在于，黄宗羲何以要将最大气力用于史学？这很值得深思。以他学问之广之深，这一定是出于郑重、特别的选择。我以为，那是对自己时代现实审视、判断的结果。明亡之后，痛定思痛，一代硕学依各自认识展开反思和总结；而在黄宗羲看来，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于空谈许多义理，对历史却认知力严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别致力于理论，而集中在史学层面，通过摸索历史，得到和浮现真知。体会、揣摩这一思路，我觉得对于当代有极大参考意义。回看半个多世纪以来，根本问题也是义理过剩而史学不足。陈云曾讲&ldo;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rdo;[4]，这是从国家政治层面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倘从精神思想层面看，相通的问题其实便是在义理与史学之间更应依凭和尊重什么。考诸现实，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在国家政治层面基本已能采取&ldo;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rdo;态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层面义理过剩而史学不足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在&ldo;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rdo;、&ldo;横扫一切牛鬼蛇神&rdo;的年代，不必说义理压倒一切，史学则完全没有空间抑或是被义理&ldo;挂帅&rdo;的史学。&ldo;文革&rdo;终结，改革开放，思想学术似乎渐至多元，但深入观察，尚好主义的风气依然独大，基于事实的讨论迄无多少余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气凌人、泰山压顶，以至詈以粗口而有恃无恐，其所恃者何？无非是义理握于其手。但义理在手为何就如此强势？将根由追索到最底层，我以为是历史检讨不足。因为历史检讨不足，许多事实没有厘清，或虽已厘清却没有进入公共知识领域、向社会普及，致一般人的历史认识仍处于某些义理覆盖之下而非来自历史事实本身。既有此&ldo;知识背景&rdo;为雄厚社会基础，就难怪有些人出言强悍，气吞山河，总有&ldo;朕曰&rdo;口吻，动辄置人罪不容诛。当下中国精神思想如欲走出这种氛围，别无办法，非得像黄宗羲那样，扎实地做史学功夫，辨伪订讹、澄清史实，同时带动社会有读史的意识，逐渐建立不论什么义理都要附丽于史、接受历史检验，否则就是空头说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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