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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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ldo;那时候，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香山英国人办的笃志学校读书。姐姐每一次回来就向我们描述，生活是多么可怕。成天穿着黑乎乎的裙子，一直到脖子这里都被扣子勒得死死的。管她们的人，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嬷嬷那样，一双眼睛从来没有对她们笑过。晚上睡觉她们都得脱得光光的，再套一个袍子那样的衣服，完全是英国教会式的教育。

&ldo;有时，我母亲一回头，发现姐姐出现在家门口，生气极了。说是：&lso;啊哟，见鬼了。你怎么又逃学回来了。&rso;姐姐就说：&lso;我不要在那里住，我害怕。就是弟弟在家打我，我也愿意回家住。&rso;你看，我小时候有多淘气，常常打姐姐。我现在都七十多的人了，姐姐都八十了，还会说到这些事情。

&ldo;童年真的快乐得很。可是到大革命以后，国民党派来了罗家伦，头一个在大学实行军事管理的就是他。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一套？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是民主教育。我父亲辞职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清华园。

&ldo;爸爸去东北教书，我们一家就住到北京城里。进城以后，生活就不一样了。我看不见那些诗意化的生活了。我开始接触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现实。当时家里还有钱，我们住在很漂亮的赵元任搬走以后的西观音甲72号的一栋洋房里。可是，就在我们家对面，就有一家受日本人奴化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我们都管它叫&lso;高丽棒子&rso;，去的都是一些很穷的人，特别多的就是拉人力车的，还有那些干苦力活的。用那种长长的烟枪在那里抽白面。

&ldo;到了冬天，北京很冷啊，我看见他们焦黄的脸被风吹得都是皱纹，他们裹着袄子，低着头就往烟馆里跑。有时候，早上去上学，就看见有人冻死在烟馆的门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些朝鲜人也很坏，他们给日本人欺负，可是又来欺负我们中国人。正赶上一九三一年的九&iddot;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把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那时候有多少人从东北逃亡到北京啊。

&ldo;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九月十九日那天，我去上学，老师和同学都低着头，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丧事，我们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灾难，成千成万的东北人被日本人打死了。同学中间有人开始哭泣，老师让大家自愿地走到她的讲桌前来拿黑纱。我们都走上去了。大家把黑纱绑在自己的手臂上，为死难的中国人哀悼。回到家里，我母亲看见我就哭了，她说：&lso;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父亲在东北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戴个黑纱，给政府看见了，以为是大人教的。这不是给你父亲找麻烦吗？&rso;我摘下黑纱，母亲又哭了，她说：&lso;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杀了……&rso;

&ldo;很快，我的父亲从东北逃回来了，留在北京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记得，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上海纺织工人在日本人开的工厂举行罢工，结果走到英国人的租界的时候，英国警察开枪打死十几个工人。我父亲愤怒极了，他拉了一头小毛驴就到香山的教会学校去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天上下着大雨，我母亲就说：&lso;你等一下吧，等雨停了，等天晴了再去把孩子接回来。&rso;我父亲脾气非常耿直，他说：&lso;我不能再让她们在那里呆下去。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rso;

&ldo;就这样，他和我姐姐骑上小毛驴，冒着大雨，走了整整一天，到深夜才把她们从教会学校接回家。对了，那时候，我们家里绝对不准吃香蕉的。因为我父亲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我们家一直是禁用日货。

&ldo;我们家住在东单，出胡同不远就是日本人的练兵场。他们真是可恶之极。平时不练兵，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就在那里大喊大叫。后来更可怕了，干脆跑到大街上来练打靶。我们一下学，看见他们举着枪在街头上开枪。吓得我们跑啊，跑啊。可怕极了。到后来那就什么都不管了，连坦克都在北京大街上开来开去。所以，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

&ldo;当时就有人写诗描写国民党的官员，&lso;赵四风流朱五狂，蝴蝶翩翩舞端庄，将军日日酣歌舞，昨夜兵车破沈阳。&rso;读这些诗句时，我们悲愤极了，我们恨透了当时那些军人，那几个掌权的。所以我父亲从小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些。那些特务头子在北京横行霸道，大家都知道。我们虽然很小，也不问政治，但是这些都是太公开的事情了。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都是无恶不作。我们的家庭是根本不问政治的，可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有自己的良心。政府把东北的三个省让给了日本人，却规定我们不准讲抗日。谈到抗日就是反政府，这让我们怎么认识这个政府？

&ldo;七&iddot;七事变抗战爆发，不久二十九军从北京撤退。我们在家里的后院开始挖坑，把一个大水缸埋到地里。然后把家里觉得贵重的书放在里面，盖上了厚厚的油布，又把它们用土埋上。我们知道要逃难了。那时候，我十七岁，已经很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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