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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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第1页）

马克思主义者或他们的同情者不仅成功地让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而且还让西方知识界相信：殖民国家的发展，殖民地的不发达状态都源自前者掠夺了后者。他们忘记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在殖民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殖民结束后依然存在或是在殖民之后重又产生。欠发达状态，或干脆叫不发达状态是一种持久的、普通的现象。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后，无知、流行病、奴役（奴隶制、女人的顺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营养不良、对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恐惧就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

当然，先进文化的入侵使墨守陈规的社会失去稳定并最终从内部摧毁这种社会。但是不要在事后回顾时把这些社会理想化。在中国同在非洲、亚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原始社会一样，在西方入侵前曾发生过可怕的灾害：饥饿、麻风病、疟疾、极高的幼儿死亡率、毁伤妇女肢体，更不用说同类相食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殖民之后，而是在殖民之前。殖民反使这些现象减少了。

殖民者并没有把贫困带给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带来的是屈服，这从长远看是无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矛盾：这种屈服并不是传递使西方振兴的反应的最好方法。西方不是通过殖民才能传播它的&ot;文明&ot;，而是通过建立这种文明的基础：自由与贸易。

这点千真万确，即使从经济上看殖民也几乎没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在15、16世纪最有活力的国家在以后的年代里似乎被它们的殖民地削弱了国力。英国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经相当繁荣；根据今日的计算，它在鼎盛时期的财富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它的帝国。1945年后发生了最惊人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并没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来与之相依为命的帝国的国家如荷兰、法国和比利时恰巧在他们卸掉包袱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殖民地。那是因为贸易能获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终却要付出代价。马戛尔尼在18世纪80年代当马德拉总督时已经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国进行三边贸易才能填补这笔逆差。

殖民并不符合西方的本性，而往往是意外困难驱使下产生的结果。除非遇到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者开始并不打算吞并土地，而只想经商。这应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发展中的欧洲需要新的市场。传统社会同意贸易就可达到现代化。同中国尤其如此。建立贸易关系是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所有派遣到北京的使团的目标。但满清王朝拒绝开放。武力行为、割让领土、直接治理只是他们拒绝的后果，或者是后来他们无法履行违心的签订的条约的后果。在这之前，为了对付无政府状态，英国已经不得不亲自管理印度。设在这些广阔的帝国边上的商埠这个方式更受到西方的喜爱。但这些帝国的崩溃使西方只得承担起它原先可以避免的直接责任。

谁之过？

当然，殖民导致了无法接受的统治效应。但谁能站出来当原告呢？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代替他们之前曾对一大部分非洲领土进行过殖民统治并在那里实施了奴隶制。伊斯兰国家曾用严刑大力让大半个亚洲都改信伊斯兰教。中国在被蒙古人与满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领了蒙古和满洲。它兼并了西藏和突厥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在受英法殖民统治之前先受到蒙古人或中国人的统治。朝鲜光是受到汉化，后来才是日本化，最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苏联化，另一部分美国化。而俄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大国。

殖民者总是夸耀自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种借口对西方来说不是比对其他别人更讲得通吗？它曾带去了医学与卫生，减少了饥饿与死亡率，使生产合理化，总之使一直停滞在不发达状态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变化的时代。西方难道比其他总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国更应受到谴责吗？

他们并不比淹没一个国家的洪水或海潮更应受到谴责。唯一应该坐到被告席上的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因为他发现有了对付这些自然现象的机会而拒绝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英国人来向他提出了发展的办法，但他却为了维护那个不可变更的秩序轻蔑地加以拒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重复了对&ot;不忠的商人&ot;采取的这种无情做法。

选择运动

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它在1793年拒绝开放，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国的协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吗？决定论者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当我们研究前100年里俄国发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民族如果领导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进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亚速城墙下久攻不下，无法击败土耳其人时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他决定自己去西方（法国、荷兰、英国）寻找自己缺少的改革办法和技术人员。这位最为专横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访中竟成了一位谦逊的取经者。回国后，他让贵族与僧侣束手就范，剪去了领导阶层的胡子，缩短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学习西方，改革军队与税制，设政府各部与上议院、发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无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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