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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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1我们每一次去莫斯科都要看他们。&ldo;卡塞拉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学，战争期间是一个戴高乐派，1945

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工作是把俄文书籍翻译成法文。??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在一家杂志社工作。&rdo;

（《言行已毕》）

‐‐以外，别的什么毛病也没有。血压高是他醉酒之夜的后果。泽登曼像往常那样开了一些药，同他约定下星期三再来。

星期六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过得很愉快。直到午夜萨特才稍感困倦，然后他一口气睡到翌日九点半，醒来感觉很好，精神极佳。6月也有了一个好的结尾。《人民事业报》又出版了，新出的一期是成功的。

7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去奥地利作一短期旅行。我和西尔薇去比利时、荷兰和瑞士旅行。萨特给我拍了电报，我们互通电话，他的身体看来很好。12日在罗马，我去火车站接他，但没有接到，我回到旅馆不久，他坐出租车来了。他说话有点含混不清，见了我就说：&ldo;这很快就会过去的。&rdo;这是因为他乘一个独处的机会，在餐车里大喝了一通葡萄酒。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但我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一有时酒的机会就喝得过量。&ldo;这样很快活，&rdo;他说。但这个回答不能让我满意。我猜想他是以这种方式逃避自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在《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总是想使自己有所创新，他希望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但不喜欢结构主义。他谈了理由，&ldo;语言学家试图外在地看待语言，结构主义者也是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之上，外在地看待一个整体;对他们说来，这意味着尽可能远地运用概念。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把自己放在科学的水平上，而是放在哲学的水平上，所以我不需要将完整的东西外在化。&rdo;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设想的计划又使他厌烦。他大概也认识到《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已隐含着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说，而现在他又试图从作品追溯到它的作者，这就有重复自己的危险。他对第四卷有所思考，作了一些笔记，但对怎样写却没有一个总体的考虑。他工作不多，缺乏热情。

1975年萨特对米歇尔&iddot;孔达说：&ldo;我觉得第四卷对我来说，既是最困难的，

也是最没兴趣的。&ldo;尽管是这样，我们的假期仍然十分愉快，先是同西尔薇一起，然后是我们单独在一起。6月间，有时萨特有些神思恍惚。在罗马就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仍然住在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我们很喜欢它。还是像往常那样，我们谈话，看书，听音乐。不知为什么，这一年我们玩起了跳棋，并且很快就热衷于此道。

9月底我们返回时，萨特精神焕发，回到我的住处他很愉快。&ldo;我真高兴回来了，&ldo;他对我说。&rdo;其它的任何地方我看都一样，可这里，只要回到这里就觉得高兴。&ldo;我们度过了一些十分愉快的夜晚，我几乎不再为他担忧了。

但是好景不长。10月中旬，我又一次体会到衰老是无法逆转的。在罗马时我就注意到，午餐后我们吃美味冰淇淋时，萨特时常突然奔向厕所。一天下午，我们和西尔薇经由万神殿走回旅馆，他在我们前面走得很快，突然他停下来说：&ldo;猫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栏杆时把我弄湿的。&rdo;西尔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来。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都没说。10月初，在巴黎我的住所里，萨特有一次从坐位上起身去厕所，他的椅子上湿了一片。第二天我对西尔薇说这是他泼的一些茶。她笑着说：&ldo;是个孩子在随地大小便。&rdo;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儿又湿了一块。于是我对萨特说：&ldo;你失禁了。你应该去告诉医生。&rdo;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他非常坦然地答道：&ldo;我早已对医生讲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了。这方面的细胞我丧失了。&rdo;萨特过去非常拘谨;他从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他在这方面一向料理得很好。但在第二天上午我问他失禁是否使他感到很难堪时，他微笑着答道：&ldo;人老了的时候就不能要求得太多了。&rdo;我被他的随遇而安和在他身上新出现的谦和所感动;同时，他那种叱咤风云的劲头的消失和认命的态度又使我难过。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烦恼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脓肿，使他非常痛苦。他只能吃软的东西，他不得不去配一副假牙。在牙医准备拔掉他全部上牙的前一天，他说：&ldo;我度过了痛苦的一天，情绪消沉。这坏透了的天气，再加上我的牙齿??&rdo;这天晚上我没有放唱片;我恐怕他郁闷不乐。我们翻阅我收到的信件，玩了会儿跳棋。第二天中午他的上牙全都拔了。他回到我的住处时，生怕在路上让人看到。事实上，他的嘴的闭合情况比他有脓肿时还要好一些。我给他吃土豆泥、普罗旺斯奶油烙鳕鱼和糖煮苹果。次日中午牙科医生给他配了假牙，告诉他，在一个星期内会感到有点不舒服，但以前折磨他的那些疼痛不会再有了。萨特感到松了一口气，手术做完后，他的郁悒显然比前一天减轻了许多。过了两天，近五点半钟他回到家里，兴致很好。他的新牙对他一点儿不妨碍‐‐说话不困难而且咀嚼比以前好。半夜时分，他来到我的住处，我问他这个晚上过得怎样‐‐他原以为这是一个十分难熬的夜晚。他说：&ldo;十分单调，我只想到我的牙齿，但现在我很愉快!&rdo;

他的情绪立刻好了起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加快活。11月26

日，我们看了一部关于他的影片的试映，他在屏幕上的形象就像他在生活中那样;我看到他充满青春的活力。（他的非凡之处，使那些围绕着他的人感到惑然的地方就是，他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浮了上来，活泼愉快，好像丝毫未受损伤。我一整个夏天都在为他伤心，而他又完全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好像&ldo;虚弱的翅膀&rdo;从来没有擦伤过他似的。一次次的复活，一次次从地狱边缘返回，解释了后面我一页一页要说的东西，&ldo;他病得厉害，他又很健康。&rdo;他在身心两个方面都拥有健康之源，用来抵抗一切打击，直到他的最后一息。）

他仍然忙于《人民事业报》。10月，他和报社的朋友写了一篇《我们控诉共和国总统》，以招贴画的形式张贴出去，并作为报纸的第二十九期增刊出版。12月，他同一百三十六名知识分子一起，签名于一个反对&ldo;新种族歧视&rdo;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人民事业报》，《新观察家》予以转载。也是《人民事业报》，在12月22日，发表了他同阿朗达的谈话。阿朗达是设备部长的技术顾问，他在《传闻》上发表文献，证明当局某些要人有欺骗和受贿行为。他向司法当局支出了有关文件，他是唯一的控告人。阿朗达的个性使萨特感兴趣，他说他想同阿朗达谈一谈。阿朗达同意了;萨特试图让他明白谴责政府的某些不法行为实际上是抨击这个政权本身;并让他相信，应该去成立一个&ldo;由有能力去拒绝任何不公正行为的人民所支持和监督的政府&rdo;。由于蓬皮杜想扑灭这一事件，阿朗达受到很大的打击，虽然如此，他并没有直接指责当局，而只是说这些现象是人性的软弱所致，萨特强调指出：不管阿朗达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以自己的方式，充当了&ldo;一个直接民主的代表&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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