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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变化（第1页）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是在追求资产阶级的政治目标中度过的。纵观其政治生涯，可以很惊奇的看到，他的政治思想几经变化。通过梁启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的嬗变，来剖析他波澜壮阔的政治历程。

一、梁启超的生平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童年时代，他从家庭尤其是他的祖父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悉心的照顾。梁的小时候是在一片神童的赞誉声中度过的，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乡试中举后，由于他留给主考官的深刻印象，并将其堂妹嫁与梁。除考试学习外，梁在早年便被传授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与1887年进入当时广州最高的汉学学府南海学堂深造。

梁启超于中举的次年，拜仍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四年的万木草堂生活，康的思想很快就激发了梁的政治意识，康有为不仅带给他了丰富的学识，更让他明白了学问之外的中国现状，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随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于1895年在北京参加会试，为了反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联合各省举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这也为梁的政治生涯揭开了序幕。在这次运动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与维新思想。继公车上书后，康梁试图加快中国改良运动的步伐。在此期间，梁启超遵从康有为指示在湖南长沙兴办时务学堂，进一步推行维新思想的宣传，并且与康有为在1898年直接参与了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戊戌变法”运动。主张渐进改良，倡导开明**并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百日维新”流产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而此时清政府的统治已无可救药。梁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清政府十分的失望，曾回忆说:“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政府，彼时最烈矣。”但梁启超的思想接受日本新思想的洗礼后，非但没有退后，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大量阅读西方书籍，亲身接触到资本主义现实世界，把中国变法图强的希望由封建贵族转向“开民智”和要求“民权”上，提出共和立宪和破坏主义等主张。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1902年前后其思想渐渐突破了康有为的藩篱，自成一体。1903年他游历美国后，思想又发生了转变，从民主共和的主张回归到了君主立宪，并提出以开明**作为过渡。1907年，清政府的立宪主张出台后，梁启超又成为了立宪运动的领袖。在这一时期，虽然梁的政治主张几度变化，可他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改良理想没有变，其忧国忧民的政治胸怀也没有变。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形势空前高涨，清王朝走向了灭亡的不归路。梁启超也结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涯，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面对现实，梁启超还是认可了共和制。他的政治行为也由理论倡导向实际参与转变，先后在袁世凯与段祺瑞的政府任职。当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称帝时，他与蔡锷策动护国战争。当1917年张勋复辟时，又与拥护张勋的康有为彻底决

裂。

1918年以后，梁启超转向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一时期，梁虽然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救国之道，主张温和的社会主义，但仍坚守其缓进的改良立场。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

二、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几个阶段

1、　戊戌变法前的君主立宪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忧患重重，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这也促使少数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自我的奋发图强，都无异于舍本逐末，最终也会归于失败。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根据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在上者“必自天子降尊使”，必自统治阶级改变态度始。梁启超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因此力倡导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2、戊戌变法后——1903年之前的破坏主义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以往支持的清政府感到极度失望，曾回忆说：“戊　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政府，彼时最烈矣。”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思想已由改良转向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他认清了清末的中国局势，更坚定了中国如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强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又提出了他闻名遐迩的“破坏主义”的政治主张。梁启超“破坏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只要能使国富民强，采取那种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革命破坏为主的对中国彻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认为要想挽救国家的政治现状，启迪国人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就必须行“破坏主义”。至于如何破坏？梁启超提出：“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无血之破坏），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有血之破坏），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3、1903年——辛亥革命之前的开明**

1903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他备受鼓舞，又看到中国革命将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因而重拾自己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提出“以开明**作为过渡的君主立宪”。他敏锐的洞察到西方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必须经历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上的革命，从而才能逐步进化到民主共和制这一极点。因此，梁启超反思自己后认为：“中国现在各种条件都不具备，还不能直接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共和”。虽然梁启超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认识仍有欠缺，但其在对中西社会的对比中重申君主立宪，无疑看出梁启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梁启超放弃了自己鼓吹多年的破坏主义的民主共和后，思想并没有立即回到自己先前提倡的君主立宪主张，而是主张在中国先实行一段时期的开明**作为过渡最终再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这是缘于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制度时间比较长，中国从底层民众到上层官吏都没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体国民素质比较低，应该通过开明**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他还进一步的说：“凡**者，以能**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以所**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

4、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的拥袁反孙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在现在民主共和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要再提倡君主立宪，必然没有市场，而且也与现实状况不合。既然共和已成事实，人们就不再去触动它。但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以及对民主共和的具体解释上，人们完全应当视中国的具体国情予以新的解释。据此，他认为，中国当前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依法重建政府权威，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从而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

当时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这两者中又以袁世凯一方的力量最为强大。因此在选择政治势力时，梁启超就倾向于拥护掌握强大实力的袁世凯。在1911年11月，梁启超在致电袁世凯的信中，就说：“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基于维护秩序稳定这一现状及时中国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梁启超不计前嫌，决然与昔日的宿敌握手言欢，结成共同战线，反对革命党人。而其主导的立宪派也积极活动，大肆诋毁和攻击革命党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所主张的中国富强和资产阶级民主能够生根发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打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基于此，他也只能够依靠袁来实现。因此他极力扶助袁登上总统宝座。他曾向袁世凯建议：“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次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部宜于建设”。由此可见，梁启超为了实现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同革命党合作，并且一开始就把革命党列为其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5。袁世凯称帝后的反袁

在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梁启超就意识到袁的称帝意图。不过在一开始，他并不极力反袁。他之所以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他曾劝过袁世凯，要作皇帝，当前不易操之过急，待条件成熟，国内政治达到“莜明”，百废俱兴，整军经武，对外又能一战而胜，“功德巍巍”，并把割据的群雄“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后，再称帝不迟。1915年4月，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暂不称帝。但是袁对梁启超的忠言相劝听之藐藐。

梁启超对袁终于完全失望，并预见其倒台的局面。梁启超看清了袁世凯的本质。认识到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稳定及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而且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已经成了其实现政治主张的大敌。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时若不高举反袁大旗，一旦被革命党人夺得先机，那么立宪派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这个一直扶助袁世凯的人将陷入绝境，若真如此，其所秉持的政治主张将无法有实现的机会了。为了抢夺反袁头功，左右反袁斗争的方向，改变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为人所弃的局面，就只有举起反袁大旗。于是在1915年8月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称帝是逆天而行，有违常道，“此乃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在为护**拟定的文告中，历数袁世凯称帝的种种罪行。这样，梁启超等人又俨然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1916年3月，袁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妄图保住总统职位。对此，反袁阵营中有人动摇了。梁启超为了不使袁义共和之名行**之实，力主非去袁不可。坚持主张“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表现了其反袁的坚决性。这也为他在政治上赢得了先机，重新夺回政治及舆论话语权。

三、剖析梁启超观念转变的原因

虽然梁启超一生当中政治主张几经转变，甚至时人及后人送其“善变”之称谓，但其一直主张的经改良道路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理念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即无论在何种时代背景及情势下，他都秉持这一道路的。即使在辛亥革命后，实质上他也没有改变这一初衷。他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并积极扶持北洋军阀袁世凯，都是基于改革的策略。他认为无论何时，中国都应该走渐进式道路，通过和缓的方式完成资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观念的转变，其实都是其根本主张的表象化，是其改良主张在特定情境下的衍生品和象征物。其实质最根本的的主张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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