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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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文书流程处理完毕后，罗妮就进了提婆吉医院动手术。手术按计划进行了，可是复原却比她预期的还要费时。她的邻居‐‐就是当初把她介绍给达娜拉希米的那位朋友‐‐坐在她的病床边，没日没夜地照顾着她。不过，三天后，她的伤口还在流出液体，医院却叫她出院回家。又过了一周，当她回医院检查时，那些医生通通都假装不认识她。

同时，罗妮术后等待复原的那段期间，掮客却不见了踪影，她马上就发现自己是被骗了。

现在，她的体侧会痛，害她没办法做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在当地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我问她值不值得，她说：&ldo;应该要阻止掮客，我真正的问题是没钱，我不该为了救女儿一命，跑去卖肾。&rdo;

另一个案例是玛莉佳，33岁，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她说，她帮人洗衣，靠微薄的工资度日，她想要脱离贫困的生活，才决定卖器官。我在她那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里采访她，而她所居住的那条街充斥着腐鱼和开放式水沟的臭味。她满身大汗，但她不怪罪金奈那无可忍受的炎热，她怪罪的是医生摘除并卖出她的肾脏后，术后照护非常差。

在海啸蹂躏金奈的数天前，名叫拉吉的掮客‐‐目前在码头附近经营一个茶摊‐‐说可以帮她解决钱的问题。他的交易似乎简单易懂：3000美元买她的肾脏，预付750美元（即使是现在，她一想到那笔现金，仍不由得露出微笑）。数日内，她就收到一张上面是假名的文件，碰到的状况就跟罗妮的一样，官僚体制的障碍已经清除，没有问题了。不久之后，她就打包好，前往马都莱（adurai）。马都莱是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座小城，拉吉黑市网里的几位成员，负责带她前往国际知名的阿波罗医院的分院，把她交给医生。他们摘取她的肾脏，将肾脏移植到器官移植团体里某位有钱的斯里兰卡人身上。根据警方纪录，那个人付了14000美元进行这场手术。不过术后的复原期却比玛莉佳预料中还要久，她有整整20天都没办法回金奈。院方拒绝提供膳宿给她，就连术后药物也是她自掏腰包买的。等她终于回到金奈后，拉吉却说，他连一卢比也不愿意多付给她。

她求拉吉付钱，求了两年还是没有结果，便向警方投诉。她指控拉吉诈骗了她的器官，但是警方却有不同的看法。警方以器官交易的罪名逮捕拉吉，还扬言要逮捕她，因为她同意卖肾。

&ldo;他们两个都犯法了。&rdo;警察总署里的一名便衣警探如此表示，&ldo;起诉其中一人的话，另一人也要逮捕。&rdo;一周后，拉吉回到街头，警方只给他警告了事。当我依循警方报告上的地址找到他时，他正在招呼小茶摊。他一边煮着一杯含糖的雀巢咖啡，一边告诉我，其实他才是受害者。

&ldo;我只是要帮助人而已，我听说某个人因为肾脏衰竭，就快要死了。而且，又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愿意卖。这样有错吗?这应该合法才对。&rdo;他这样表示。我问他，他为什么没付剩下的钱。他说，他答应给玛莉佳的金额不超过750美元。&ldo;我给了她应得的金额。&rdo;他还说，他还要付钱给好几位掮客和医生，他的净利其实只有300美元。

玛莉佳告诉我说，她动完手术后一直无法完全康复，而她那十几岁的儿子康南得了b型肝炎，快要引发肾脏衰竭。她说：&ldo;不久之后，他就需要移植肾脏，我却连肾脏也没办法给他。&rdo;就算她找得到医院愿意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她儿子，也筹不到买肾的钱。在印度，人体部位是社会阶层低的人提供给社会阶级高的人的，绝对没有反过来的事。

负责跟罗妮和玛莉佳协商的掮客，在一连串的中间人当中，都是属于阶层最低的。移植手术要价14000美元，这些大大小小的中间人都从中分了一杯羹。拉吉声称，他分到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佣金都是让马都莱的大交易商山卡尔（shankar）给拿去了。

虽然山卡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行，高层人士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卡皮亚（kkarppiah）便是肾脏贸易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这一点人尽皆知，大家都是私下低声提及他的名字，他就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在一个月内，约有数十名肾脏卖家都提到他的名字，说每一个肾脏只要卖出去，他都能从中分一杯羹。他是掮客首脑，很少直接联系患者或贩子，却是推动整个系统顺利运作的中间人。

当我出现在他家门前时，他拒绝接受采访。不过，就连外头铺柏油的男人都知道他是权力很大的要角，他跟我说：&ldo;大家都知道卡皮亚，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他的。&rdo;

我的运气不太好，不仅没有人前来透露自己的故事，警方也没有进行后续的调查，身为局外人的我几乎不可能得知器官从卖家到买家之间所要经历的过程。尽管买家和卖家待在同一家医院，但是购买罗妮和玛莉佳肾脏的患者，却从未在卖家面前自我介绍。这一票中间人‐‐从身为掮客的拉吉、达娜拉希米、卡皮亚，到动手术的医生‐‐让整个供应链保持秘而不宣。毕竟，不让患者与卖家直接协商，对中间人而言才最为有利。中间人做的是简单的牵线工作，唯有保密，才能收取高得不合理的介绍费。

中间人之所以对供应链的细节保密，显然有其经济利益上的诱因，而院方和医生则利用保护患者权益的老练说法，把整个过程关在大门后面。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合法尸体捐赠，院方也认为向受赠者透露捐赠者的姓名，会损害每一位参与者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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