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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第1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ldo;宗教教科书&rdo;，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ldo;伟大领袖&rdo;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9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15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98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苏共&ldo;二十大&rdo;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iddot;阿&iddot;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2）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ldo;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rdo;（第55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56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ldo;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rdo;（第190页）&ldo;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rdo;。（第60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ldo;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lso;产儿&rso;。&rdo;（第72页）&ldo;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rdo;（第73页）&ldo;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lso;在原地跑步&rso;。&rdo;（第141页）&ldo;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rdo;&ldo;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rdo;&ldo;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rdo;。（第139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阴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ldo;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rdo;。（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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