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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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8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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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当古今书坊最先推出“十文《论语》”的时候，曾经有书商从古今书坊大量购进，在自家书肆以高价售出——杭刻本向来以“雕刻精良，校勘严密，书写肥细有致，印刷清晰明朗”闻名天下，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装潢考究，一部《论语》无注解的原经杭刻平装本市售价是一贯，古今书坊却均以十文售出，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无怪乎这些书商动心了。

但是，古今书坊向书商量售“十文《论语》”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论语》”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书肆被书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书坊以“十文书”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著《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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