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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1页）

1905年之后，反村社情绪在贵族、官僚中迅速发展，著名的右派人物鲍勃凌斯基伯爵在第二届杜马谈到土地问题时说：&ldo;不过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差不多都像我国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受屈辱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像我们俄国一样有过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封建制度典型的残余，&rdo;是什么奇迹把西欧农民变成了&ldo;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rdo;?&ldo;这里只能有一个回答：创造这种奇迹的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这种财产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充分利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虔诚的信念来维护这种财产，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是俄罗斯的力量和未来。&rdo;他认为，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它将使俄国农民再不会步拉辛、普加乔夫的后尘，&ldo;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rdo;

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已不再把村社这种中世纪的形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也不再对农民的&ldo;宗法心理&rdo;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期望，转而准备同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同盟。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ldo;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rdo;，&ldo;浸透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rdo;。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自己选择的变革方式必然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加强地主的权力和收入，为沙皇制度扩大社会基础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贵族提出的以破坏村社、推行私有制为中心的土地纲领从根本上说是同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党‐‐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方案，反对左翼政党提出的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迫地主出让土地等主张，认为&ldo;农民需要的是土地所有权&rdo;而不是在土地国有化条件下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指责土地国有化方案&ldo;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僚罢了&rdo;，因为国有化实际上是使国家成为私有者。立宪民主党因不愿放弃对农民的影响力而不像十月党那样明确赞同政府的纲领，但在本质上也主张&ldo;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rdo;。

与这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主道路直接对抗的是农民道路。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ldo;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rdo;。但在这种进步的、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中，包含着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ldo;民粹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土地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rdo;。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直截了当地指出：&ldo;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所有制的基础，要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俄国农民生活的传统和习惯、特别是把土地作为全体劳动者公有财产的观点。鉴于此，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rdo;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解释说：&ldo;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成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rdo;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与宗法文化的不同层面奇异地组合起来。斯托雷平改革意味着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结成经济学意义上进步的联盟，来对付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但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沙皇政权的可靠社会支柱，以延缓专制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农民民主主义中，则潜藏着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这种现象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以及不同文化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宗法制的深刻社会变革，它以强制的手段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列宁甚至说：&ldo;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rdo;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的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了，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集约经营方式、改进的轮作制、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增长。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开始更新，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了。

但斯托雷平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被消除。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使沙皇制度免于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的，前者的发展必然导致后者的衰落。在经济上早已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迅速地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对俄国生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预示着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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