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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泥里生 忆东栅学脉（第1页）

第七章第一节

《忆东栅学脉》

童稚听言膝下温，双溪潮信记根痕。

壬寅改院书声起，六艺铭楹教泽存。

溪分燕尾滋文脉，桥易长丰识旧村。

百年弦诵今犹在，一瓣心香对故园。

小时候的事大多模糊了，唯独外公坐在廊下藤椅上的模样，总像浸在双溪的水汽里，带着点潮润的清晰。他烟袋锅里的火星明灭，说话时喉结轻轻动，说东栅口的学堂门口有副字，刻在柱子上，能让娃娃们记一辈子。

我那时正趴在他膝头，数他粗布裤腿上的补丁，听见“字”便仰脸问：“比对门编织白事纸花卖的亚君的爷爷卜老头教的‘日月水火’还好？”

外公笑起来，胡茬蹭得我额头痒：以后别去听他讲故事，说不定他也会被批斗，尽量别去他家串门，又道：“那是给学堂立规矩的。等你长大了，去寻寻看，就晓得了。”

我不懂什么是“规矩”，只把那句“寻寻看”刻在了心里，像埋下颗种子，以为日子长着呢，总有破土的那天。

这颗种子埋了五十多年。直到六十岁那年，退休证上的红章还新鲜，我已天天往市图书馆跑。管理员认得我了，每次都把落满灰尘的《嘉兴府志》《教育志》推过来，笑着说：“老木子李头您又来扒东栅口的老底？”

我总点头，指尖划过泛黄的书页，忽然在“常丰蒙学堂”几个字上顿住——像有人在记忆深处敲了下，嗡的一声。

直到2024年这个春天，在图书馆的古籍部，我摸到了那册“槜李郭刻”版《小种字林柱铭偶存》。宣纸薄如蝉翼，凑近了能闻见陈年的墨香与樟木味，翻到某页时，心跳忽然漏了半拍——

“六艺萌芽学先书计，双溪荟萃理悟渊源。”

是外公说的那副字！落款写着“常丰蒙学堂”，题字人是清末举人吴寿福。旁边还有行小注：“壬寅初春，改书院为学堂”。壬寅年，正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

指尖抚过那行字，纸页微凉，心里却像被什么烫了下。原来外公没骗我。那年清政府刚颁了《钦定学堂章程》，“废科举，兴学堂”的风刮到嘉兴，东栅口便借着“庙产兴学”的新政，把吉祥庵的香火换成了书声，办起了“常丰蒙学堂”——这竟是东栅史无前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六艺”是老祖宗的蒙童课，礼、乐、射、御、书、数，刻在学堂柱子上，像给一代代东栅人立了块碑。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东栅小学的操场，总见老教师用红漆在墙上写“好好学习”，粉笔灰落在肩头，像落了层细雪。原来百年前的先生们，早用“学先书计”四个字，把读书的根扎在了这里。

东栅口这地方，原是护卫郡城的哨口，名字里的“栅”字，还带着点刀光剑影。可双溪的水柔，绕着镇子流成市河，到了凤凰洲——会龙山那里，便分作汉塘、魏塘两道，像凤凰展开的尾羽。宋时张尧同写它“可怜一溪水，分作两塘流”，元明时陈元、沈尧中更说它“堤柳参差岸芷香”。这水养人，也养文脉，明代时东栅属常丰坊，坊里的张家弄、起龙巷，桥弯弄，石灰弄条条都通着双溪的水。难怪最早的学堂要叫“常丰蒙学堂”，是把这方水土的念想，都刻进了名字里。

元·至元《嘉禾志》里记“常丰桥在县东九里”，那桥我小时候常走，桥下是水产渔业大队村落，石狮子的耳朵被摸得溜光。2001年重建时，桥名竟改成了“长丰桥”。是写白了字，还是改了新名？没人说得清，不过我平时也是以长丰桥说的，可巧，旧时县城四栅，唯独“东栅”这地名留了下来，东栅小学的名字，也兜兜转转一百多年，没丢。

辛亥革命后，学堂搬到了小镇北侧的吉祥庵——就在后来张家弄北口，吴泾路边的吉祥庵自然村。那时校名改作“嘉兴县第一区区立东栅小学”，没人说得清，这是不是1902年那座常丰蒙学堂的旧址。《嘉兴市教育志》里倒记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栅设了“东栅初等小学堂”，想来该是常丰蒙学堂换了名号。2001年修志时，编纂者还没见过《小种字林柱铭偶存》，自然不知道吴寿福这副楹联，更说不清这学堂的来龙去脉。

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下了《小学校令》，“学堂”改称“学校”。到民国八年，东栅区有了两所国民学校，第一所就在镇上，兼办高小，便是后来的东栅小学；第二所设在串头浜。

再后来，校名跟着时代变：嘉兴县塘汇区东栅镇完全小学、东栅中心小学、东栅人民公社“五七”学校……变来变去，校址还在那片地方，书声也没断过。如今搬到双溪路上了也换成了新楼房。

我合上书，窗外的雨停了，阳光透过木窗棂，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忽然想起外公膝头的温度，想起双溪的水漫过青石板的声音。那颗埋了几十年的种子，原来早顺着双溪的文脉，顺着一代代东栅人的脚印，长成了树。

树底下，是百年的书声，是“学先书计”的根，是“理悟渊源”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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