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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总的说来，&ldo;七大恨&rdo;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明廷与女真族积怨很深的问题，作为边区的少数民族，不能不由这些世代所积存起来的争执而勾起民族的情绪和义愤。所以&ldo;七大恨&rdo;的提出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打着民族旗号，对明王朝宣战的政治宣言书。明朝京官也都清楚这一点，指出&ldo;七大恨&rdo;是一片&ldo;激挑之意&rdo;[28]。它是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对明廷的公开抗争。它正式揭开了明廷与女真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努尔哈赤由明朝的守边臣子到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二十年来，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逐渐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口称共守皇帝边境，然而与明廷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剧，逐年在激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官余希元出使建州的时候，努尔哈赤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保守天朝边境九百五十里，不曾有二心，并对余希元口称&ldo;天朝老爷&rdo;，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二十年后情况变化了，努尔哈赤兼并了哈达部，占据了辽东险山（今辽宁省凤城东北石头城附近）、宽甸、大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新甸（宽甸县青椅山公社赫甸）、永甸（今宽甸县永甸）、长甸（今宽甸县长旬）等六堡等地，势力渐大，对明廷的态度也相应变得强硬，竟将朝廷的一个卫与明廷并列起来，称作你我&ldo;两家&rdo;[29]。这时，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余希元再次出使建州，规劝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和解，努尔哈赤对余希元的态度已经不似从前了，不是当作十年前的余相公或&ldo;天朝老爷&rdo;了，而是在言辞举动方面多有不恭之处[30]。后来，建州部灭了辉发部，于乌揭岩大败乌拉兵，势力又有所增长，便对明廷停贡，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起，长达三年之久。还声称要抢明朝辽东关市，派遣使臣进入北京，大肆素赏，甚至，冲御道，投书抗议边民入境不返等，与明廷的矛盾愈演愈烈。明廷已经洞察到努尔哈赤&ldo;反形已著&rdo;，&ldo;变态已彰&rdo;了[31]。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一举消灭了乌拉部，接着火烧北关十九城，建立后金国，其势可以与明辽东官军抗衡，时刻窥视辽左[32]，并决意公开与明分庭抗礼，待&ldo;七大恨&rdo;公布于世的时候，已经与明以&ldo;南朝&rdo;与&ldo;北朝&rdo;相称了[33]。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初，努尔哈赤对众贝勒、大臣说：我们与明国有&ldo;七大恨&rdo;，其他的小恨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若是征伐明国，应当多方计议，假如公开修整攻战器具，恐怕泄漏军机，最好以修建众贝勒马厩为名，先派七百人去伐木，然后秘密地制造器械，以备攻战用。

那么，英明汗努尔哈赤怎么不早不晚，偏偏把对明朝的战争选在万历四十六年呢?因由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四点：

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以后，建州奴隶主阶级试图继续推进统一战争，将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但两次对叶赫部的用兵都遭到了明廷的阻挠和干涉，同时，明廷派遣官军驻守叶赫部东西二城，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一战争，打不下去了。从此，努尔哈赤进军辽左的念头渐渐成熟起来。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壮丁，四头牛，单独找旷野屯田积谷。万历四十三年又再次提及这件事。同时，积极养蜂储蜜，不向明廷朝贡，增编牛录，完善八旗制度，以备征战。万历四十兰年，建立后金国，黄衣称朕。足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夭命三年）对明开战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作了长期备战的必然归宿，也是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ldo;声与中朝（即明朝）为难&rdo;[34]，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有&ldo;窥辽左之志&rdo;的继续。换句话说，后金奴隶主阶级已经觉得有相当的力量与明廷较量了[35]。

第二，由于明朝边吏贪贿，边廷的贡赏、市赏都不能正常地进行。边关自从万历皇帝从京城派来个税吏高淮，就更加每况愈下了。高淮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拖欠建州参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36]。同时，明辽东边官在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拚命克扣[37]，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奴隶主集团不能正常获利，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市赏、贡赏之利，以图大举[38]。

第三，自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以来，辽东军民连续越边采木、掘银、挖矿等，造成明金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ldo;七大恨&rdo;中指出，&ldo;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汉人偷逾出境，侵夺女真地方&rdo;[39]。对此，后金奴隶主阶级十分恼火，认为是&ldo;扰害无极&rdo;[40]。所以，努尔哈赤频频要求&ldo;声辽人之罪&rdo;，也构成了揭开战幕的一个近因[41]。第四，促成抚顺之战的另一个近因是辽地连年大灾。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就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后金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虽然积储有年，但连年大灾，导致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本部居民到朝鲜王国去就食。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全年缺粮，且逢大灾[42]。出兵抢掠抚顺，既是后金奴隶主阶级求生之路，又可以使人马饱腹，缓解危急。这些因素，促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阶级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从时间的选择来看，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偶然性。

同年三月，英明汗努尔哈赤传令各个牛录额真，令其催促部民用心饲养战马，整顿盔甲、兵械。四月，动兵以前，颁布攻城策略，谕令领兵的众贝勒、大臣说：平时处事应肖以正直为主，战时应当尚智巧谋略。战争中能够做到不劳已，不损名，克敌致胜的可以作为三军统帅[43]。英明汗努尔哈赤颁布了攻城、野战的策略以后，又具体的布置说：每个牛录出五十个甲士，以十个甲士守城，四十个甲士出征。四十个甲士中以二十个甲士造做云梯两件，以备攻城。同时申明军纪说：自出兵的那一天起，到班师回城止，军士不准离开本身所在的牛录，违抗的逮问详察。若是甲喇额真（即五牛录额真）不向所属军民申明汗的法令，罚甲喇额真和违抗的人马各一匹。若是甲喇额真已经申明了军纪，那就将违抗的人正法。又对官兵作了具体指示，他说：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的职务非同一般，凡是汗所委托的人，不能胜任的可以引退，如果免强接受了，则会率领百人误了百人的事，率领千人则误了千人的事。各个官职都涉及到国家大事，非同小可。凡是攻城夺邑，如果有一、二个人盲目的率先登城，那不值得赞扬，受伤、死亡也不给赏，不记功。凡是毁坏城垣的记首功，由固山额真记录下来。城垣破坏，固山额真吹响角螺，各处兵同时进战时，率先登城的人记大功[44]。在进攻抚顺城以前，英明汗努尔哈赤就作了这样的物质、军事和精神等诸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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