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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1章 黄皮子叫（第1页）

那一年的苞米粒子还没收完，辽宁西边的风就开始硬了。

老赵家的院子在村东头第三排，土墙根下长着几墩子灰灰菜，墙头上搁着一把豁了牙的镰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歪着脖子，像是从土里拱出来就没打算好好活。老赵那年五十二，庄稼人，手上全是皴口子，指甲盖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他婆娘刘桂香比他小两岁，腰不好，走路往一边歪，像风里的一捆秫秸。

九月二十三那天夜里，月亮只有一牙，挂在西山顶上跟块啃剩的饼似的。

老赵睡到后半夜，被一阵响动吵醒了。不是大响动，是那种细碎的、试探性的——像是有人拿指甲盖儿划玻璃。他翻了身，没睁眼，嘴里含糊骂了句什么。刘桂香睡在炕梢，呼噜打得匀实，对屋里的事向来迟钝。

然后那东西叫了。

不是猫叫，不是狗叫，不是老赵这辈子听过的任何一种家畜的声音。那声音细、尖，带着一股子拧劲儿，像是把一根湿麻绳从窄瓶口里硬往外拽。叫了三声，每一声中间隔了大约两个喘气的工夫。

第一声，老赵后脊梁上的汗毛竖起来了。

第二声，他睁开了眼。

第三声还没落地，他看清了——窗台上蹲着一只黄皮子。

月光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照不透玻璃上的灰，但那个轮廓老赵认得。黄皮子的身子细长，蹲在那儿像一截烂木头，但两只眼睛是亮的——不是反光的那种亮，是自个儿会发光的那种，绿莹莹的，像两粒刚从坟地里刨出来的琉璃珠子。

那黄皮子不跑。叫完了三声，就蹲在那儿，隔着玻璃看老赵。

老赵说不上来那是种什么眼神。他在后来很多年里反复回想那一幕，每次想都不一样——有时候他觉得那眼神里带着怜悯，有时候又觉得是嘲讽，还有几次他觉得什么都不是，就是单纯地在看，像一个过路的打量一棵树、一块石头，不带任何感情。

“去！”老赵吼了一嗓子。

那黄皮子没动。

老赵抄起炕沿下的鞋底子砸过去，“砰”地糊在玻璃上。那东西才慢吞吞地扭了扭身子，从窗台跳下去，消失在墙根下的阴影里。老赵听见院门方向传来一阵极轻的声响，像是爪子踩在干土上，又像是有人在远处叹了口气。

他没下炕去捡鞋，就那么坐着，后背上汗湿了一大片。窗台上留下一小圈湿印子，是那东西蹲过的地方，天亮了看，是发黄的。

刘桂香第二天早上问他，鞋底子怎么在窗根底下。

老赵没提黄皮子的事。

第二天下午，日头还挂在西边没落尽，老赵家的电话响了。

那是一部灰蓝色的拨号电话，搁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旁边压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照片——有老大建军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前头照的，戴着安全帽，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有老二建国当兵时穿的军装照；还有一张小女儿建英小学毕业的合影，磨得快看不清人脸了。

电话响的时候老赵在院子里搓苞米，刘桂香在东屋叠被。

“喂，老赵家。”老赵接起来。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声音，带着新疆味儿的普通话，说他是工地的工头，姓孙。那个孙工头说话吞吞吐吐的，像嘴里含着半口沙子，每个字都磨得人难受。

“老赵大哥，建军……建军出事了。”

老赵握着话筒，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胸腔里杵墙。

“今天下午三点多，工地塌方……建军在底下。我们刨了两个多小时，刨出来……人没了。”

老赵没说话。他看见八仙桌角上有一道裂缝，从前没注意过，那道裂缝像一根干枯的树杈，从桌沿一直延伸到桌面中央，差一点儿就够到玻璃板了。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久到电话那头孙工头喊了好几声“喂、喂”。

刘桂香从东屋探出头来，问谁的电话。

老赵把话筒搁回座机上，说：“建军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今儿个起风了”或者“苞米该收了”。刘桂香愣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像被人抽走了骨头，顺着门框往下出溜，瘫坐在门槛上，嘴张着，但没哭出声来。

后来村里人说起这件事，都说黄皮子叫不是好兆头。村西头的张老太太八十多了，牙掉得只剩三颗，说话漏风，但口气硬得像铁：“黄皮子这东西，它不轻易开口。开口了，不是报喜就是报丧。夜里叫，必是报丧。老赵家那只，叫了三声——三声是绝数，跑不了的。”

老赵蹲在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下头，抽了一整夜的烟。刘桂香在屋里哭了一阵，后来没声了，大概是哭乏了睡过去了。老赵听见墙根底下有动静，窸窸窣窣的，他没扭头去看。

他想起建军小时候的事——那孩子八岁那年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公社卫生所的大夫说再烧下去脑子要坏。老赵骑自行车驮着建军往县医院赶，三十里地，骑了不到一个钟头。建军趴在他后背上，滚烫的脸贴着他的脊梁骨，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爹、爹”。那是老赵这辈子骑车骑得最快的一次，风从耳边刮过去，跟刀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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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建军的烧退了，老赵坐在医院走廊的条凳上，发现自己的两条腿在抖，抖得站都站不起来。

现在他又觉得腿在抖了。只不过这回，没有医院，没有大夫，没有三十里地可赶。

月亮又升上来了，比昨夜胖了一点儿，惨白惨白的，照得院子里那棵枣树的影子像一只手趴在地上，五指张开，抓不住任何东西。

老赵忽然想起那双眼睛——绿莹莹的，隔着玻璃看他，不躲不闪。他打了个寒噤，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火星子“嗞”地一声灭了，冒出一小缕青烟，散在夜风里，什么都没剩下。

墙根底下安静得很，连蛐蛐都不叫了。

后来的事情都是后话了——老二建国从部队赶回来，小女儿建英从沈阳的学校请假回来，灵堂搭起来了，唢呐班子请来了，棺材是杨木的，漆了三遍黑漆。出殡那天刮大风，纸钱被风卷起来，满天都是，像一群找不到窝的白蝴蝶。

老赵站在坟地边上，看着一锹一锹的土盖上去，忽然想起那只黄皮子蹲在窗台上的样子。他想，那东西大概在墙根底下听了很久，听见了些什么——听见了建军的名字被念出来，听见了刘桂香的哭声，听见了电话挂断时那一声轻响。

或者它什么都没听见。它只是蹲在那儿，叫了三声，然后走了。

但老赵知道，从那个夜里起，他这辈子再听见任何一种细碎的、试探性的声响——不管是风吹窗户纸，还是老鼠啃秫秸，还是雨点打在瓦片上——他都会先想起那两只绿莹莹的眼睛。

然后是那三声叫。

然后是电话响。

没人再提那只黄皮子。但村里人都知道，从那以后，老赵家的窗台上常年放着一把剪刀，刃口朝外。

防的不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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