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成败的句子(赵安庆)_第32章上有文拍脑袋下达顺民情河渠敢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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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上有文拍脑袋下达顺民情河渠敢上书（第1页）

县委关于缴钱记工分的文件一下达，凡户口在生产队的务工人员都没心思工作，或在车间、工场边干边议论，或在吃饭时骂骂咧咧，严重的整个工场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应对；尤其是供销员赵德才从临江县城回来说县委大院前贴满了大字报以后，人们的情绪更不稳定了。向河渠也很不平静。

说句心里话，缴钱记工分，纯从个人利益上讲，他的抵触情绪并不顶大。因为满打满算他离开生产队才两年另四个月，如果不是周组委关照、严书记赏识，到今天还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呢，也不过拿同等劳力的工分；现在搞缴钱记工分，好比是又回到生产队，还另外多了工资20%的伙食补助呢。别看只有五块钱一个月，其实投粮到食堂，菜金钱平均七八分钱一天，扣除不时在家吃的话，两块钱足矣，全年就余三十六元；抵本队男劳力两个多月的劳动报酬呢，有什么不满足的？问题是工友们的反应、站上的现象让他心里不安。他回忆着这些天来听到见到的情况：

金工车间老钳工包井祥特地到仓库来找向河渠倾吐他的苦水，请向河渠把他的情况向县委申诉。包井祥是解放后第一批义务兵役制参军的复员军人。回乡时适逢家乡大跃进，他参加筹办五金厂。

那时候他把七百多块退伍费留下领头，全部投到厂内。由于吃饭不要钱，无所谓工资不工资，每月发七块钱津贴。他是沿江公社开机器的第一代机工。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用各种副业度难关，他与几个工人坚持在厂里搞生产。机器开响后，工人们干活儿，他去摸鱼捞虾给大家当菜也当饭；并把他积攒的津贴到黑市上买米（国家籼米一角钱一斤，黑市米两块多---笔者注）贴补大家。由于他们的撑持，厂子保下来了。

后来随着工厂的恢复和扩大，他的报酬从七块到八块到十二再到十六，六四年时他拿二十六块。

六四年那一年他家所在大队买了一台3110柴油机，建了一个机灌站，在全社是第一个由大队兴建的。他们要改变灌溉靠人工车水的落后面貌，使灌溉达到机械化。机器是买回来了，灌溉渠也建成了，哪个开机器？

还在买机器的时候支部就打包井祥的主意，并报党委，党委当然批准。支部再找厂里，当时的厂长就是袁伟民。尽管袁伟民舍不得，但党委的批示是没法抗拒的，只好放行；而包井祥本身呢，作为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在支书孙建国的动员下，热血沸腾地回大队参加灌溉机械化工程的建设，成了大队第一个机工。大队为防止他不安心在本大队工作，没通过他就把户口迁了回来，这么一来他的定销户口就变成了农村户口。两年的时间里他象母鸡孵小鸡一样，带出了一批徒弟。

六六年农机站革新榨油机，急需技术人才。站长袁伟民（农机站成立时的班子全部是五金厂的人马，当时等于五金厂多了个单位名称，后来五金厂变成农机站的一个车间——笔者注）来大队商量协商要包井祥。大队考虑到当初厂里的支持和现在离开包井祥并不影响工作，就同意了袁伟民的请求，工资加到二十九。

只是这么一下一上，户口性质却起了变化，而且变不回来了。社教运动中农村户口的职工要上缴积累，规定缴工资的5%--15%，大队照顾缴5%，二十九块的工资变成二十七块五；运动中造反派认为不合理，要按10%缴，又变成二十六块一。这一回搞缴钱记工，他们队同等劳力年收入大约一百五十块，加20%为一百八十块，再加伙食补贴五块八角，工资就变成二十块八角。

包井祥说完后问：“我带的徒弟转正后工资加到三十六，我下去了两年，工资下降到二十块八角。向会计（农机站里被称为会计的人较多，凡开票的、记帐的都被工人称为会计，不是真正的会计——笔者注），你说说我犯了什么错？是不是不该听党的话？”

向河渠说：“不能这么说，别说你是党员，就是普通社员也必须听党的话。只是这个文件能不能体现党的政策，还得分析。”包井祥说：“我没有文化，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不懂分析。你帮把我的情况写出来，我送到县委去，问问县委还讲不讲理了？”

青年工人吕刚迟到了，刚进大门时却被正要出门的姜大兴撞见，批评说：“怎么搞的，到现在才来？”吕刚说：“我还提前了呢，迟什么到？”

本来呢，姜支书不太过问这类事，吕刚只要随便说个借口完全能混过去，或者说句软话也行，谁知偏顶嘴，这就麻烦了。提着空瓶来食堂充开水的向河渠见状要糟，正想上前排解时，姜支书已提高了嗓门问：“怎么，迟到还有理了？”吕刚毫不示弱地回嘴说：“当然有理。”

一听这话，别说是姜大兴，就是向河渠听了也觉得不对了。按时上班是站上的规定，也是全国各行各业的规定，迟到怎么可能有理？姜大兴不怒反而笑了，将自行车撑起来说：“唷嗬，跟我说歪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个说歪理的祖宗。你倒给我说说看，你的理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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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姜大兴是说歪理的祖宗可不是他自吹，而是公社印秘书封的。这封号不叫歪理的祖宗，词典上没查到这个字，如用拼音，则叫“bia侯家爷”，临江的方言，为防读者看不懂，故用近义词。你说遇上这位说歪理的祖宗，吕刚能为迟到说出个什么理由来？向河渠颇有兴趣地站在食堂门口的路上望着吕刚。

“队里哨子一吹，社员还没出门，我第一个出门往这儿跑，比社员还早，迟什么到？”吕刚满有理由地说。“这里是单位，不是生产队，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定。”姜支书训斥说。“为什么要到队里去记工分？”吕刚一步不让。“县委的文件，又不是站上的事，我们管得了吗？”姜支书说。

弹簧车间紧靠大门，听到争论声，有人探头往这边看，不一会儿竟涌出了四五个，站到车间门口。向河渠觉得僵持下去影响不好，于是说：“吕师傅，县里的文件真怪不到姜支书，他又没叫你上缴。”吕刚说：“管不了就少管闲事。”

姜支书火了，说：“上班迟到批评你，怎么会是闲事？缴钱记工是上级的事，我们管不着，单位的劳动纪律是我们的事，怎能不管？”吕刚说：“如果你也缴钱记工还这么认真管，我心服口服，你们干部反正不缴，却心安理得地管，当然不服。”

姜支书问：“吕刚，你这么说的话，我倒要问问清楚。你上班迟到究竟是针对上级的文件呢，还是针对干部不缴？听你的说法是跟我姜大兴过不去？”向河渠忙插言说：“姜支书误会了，吕刚的迟到针对的是与社员同等记工，这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肯定不是跟你过不去。至于刚才的话是话赶话赶上了，你把劳动纪律与缴钱记工看成是两件事，他才这么说的。其实两者之间是有牵连的。好了，吕师傅，上你的班去，下次早一点儿，姜支书也有他的难处。”

“站在干岸上不湿鞋，轮到自己只怕还不如我呢。”吕刚嘟嘟囔囔地边往里走边说。“你给我站住，什么干岸不干岸的？”姜支书喝道。吕刚应声站住说：“你一年拿三百六，你家四队最高劳力一百七，还没你的一半，现在也扣下你的一半，你急不急？革命没革到你头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横竖又不缴钱。”姜支书说：“我缴不缴钱关你什么事？拿的你的钱？”吕刚说：“我凭力气凭技术吃饭，也没拿你的钱，你凶什么？”

在姜吕两人斗口中，不仅是弹簧车间的人几乎全部走出车间外，钳工焊工们也丢下手中的活儿，走了过来，还不住地议论，什么“坐轿的不知抬轿的苦”啦，“我们不干活你拿个屌”啦，“干部搞特殊化不合理”啦等等，聚蚊成雷，乱轰轰的。也难怪，涉及到众人利益的事情谁又能置之度外呢，而农机站里除与包井祥一起坚持在三年困难时期没回家的五六个人是定销户口外，连支书姜大兴在内都是农村户口，难免众口喧嚣的。

向河渠见势不妙，忙将热水瓶放到厨房桌上，匆匆去油坊找站长袁伟民简告情况。袁伟民一听，立即快步赶来，大声说：“大伙儿不要误会，姜支书前天还在说县委文件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同情大家的遭遇呢；我们也打算向公社反映，看看公社怎么说。虽然我不是农村户口，但凡站上的职工都知道我一向都是把大家当兄弟看的，姜支书也是个讲义气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帮大家的。都去干活儿，不要聚在这里了，大海，老绵羊，带头走；长胜，凑什么热闹......”

沿江公社为落实县委文件，专门召开了社直单位职工大会.社直单位不仅是工厂企业，还包括医院、学校、供销社、商店、兽医站，凡直属公社党委直接领导的，除农村大队外的所有企事业单位，这次大会连县属农场也刮了进来，因为县属场圃内也有农村户口的职工。

大会由抓工业的葛部长主持，分管文卫的郭梅林副书记作动员报告。当郭梅林说到：“这是一件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事关巩固工农联盟的大事，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事。大家想一想，社员的辛苦程度一般来说要比我们社直单位职工大，报酬呢，全社年平均男劳力一百六十块，职工呢，高的四百多，才进单位的少年伢儿也拿两百开外，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声问：“你每月五十一块半，是社员的四倍，算什么？”

这句话让全场陡然一静，随即“哗”爆发出一场哄笑，不少人竟然鼓起掌来。会场一阵纷乱，郭梅林发了一通火也没能让会场平静下来。葛部长拿过话筒命令说：“各单位注意，立即整顿各自的秩序，马上。”随即传来各单位头头的训斥声，会场才慢慢平静下来。

郭梅林继续讲话，但讲话的语气与喧闹前已迥然不同，差不多听不到“嗯”“啊”“这个”等拉长声调的词儿，与其在说讲演，不如在说读讲稿。在向河渠的记忆里，郭书记在会上东拉西扯，每次讲话都不短，今天第一次开了个短会。接着葛部长宣读了讨论题后宣布各单位回去讨论，讨论记录明天下午送公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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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站分五个组讨论，向河渠的任务是汇总各组的讨论情况。依照姜支书的意思，走走过场就行。他是不参加什么讨论的。于是向河渠带着笔和本子穿梭于各组之间。讨论题中有一条是“议一议缴钱记工的伟大意义、拿固定工资的危害性。”向河渠耳中听到的是“放屁，拿固定工资有危害性，那些制定文件的人、高高在上当官的人为什么捧住危害不放？”“意义？意义就是生产积极性没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出劲做就是为生产上去了，能多拿点钱，现在无缘无故地钱变少了，谁愿出力？”“依我说这个狗屁文件才有危害性呢。”各组都不按布置的议题讨论，说得最多的就是“生产队好差不一样，同样缴钱记工，最后收入不一样”“干同样的活儿，因户口不一样，最后的报酬差距悬殊”“干部特殊化，嘴说不响”“政府里出了奸臣”等等。

顾荣华是向河渠的老同学，在供销社卖农机配件，住在向河渠回家的路上，常在上下班途中相遇一齐走。一天两人又走到一块儿，自然而然地也扯到这个热门话题上。顾荣华问：“你们站议论怎样？”向河渠简单说了一遍，然后反问供销社的情况。顾荣华说：“只怕到处都一样，农村的说‘我们与定量定销的站在同一个柜台上营业，在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宿舍睡觉，我们拿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拿工资就变成无产阶级法权了，这是个什么理？’定量的也说‘我看是不合理。本来我们工资就比你们高，再一缴钱记工，差别就更大了。’我也不信工农差别就体现在我们这些亦工亦农的人员身上，即使亦工亦农人员工资都不要了，三大差别仍然存在。”

在上班的路上，听到有人说风雷镇铁工厂家住高沙土地区的一些工人不干了，因为缴钱记工后的工分钱连口粮都拿不回来，吃饭都会成为问题，还不如回家搞副业呢。

农机站负责供应全社的柴油、机油，跟来付油的社员、机工聊天，来人对缴钱记工都不感兴趣，认为差别总是有的，消灭差别几乎是不可能的。红旗四队的社员说：“我们四队的劳动日一般都超过一块，七队才四角多，这差别怎么缩小？总不能说我们比他们多拿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吧？”

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关于缴钱记工的文件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打算写一封信给县委，阐明自己的看法。

他向姜支书借来县委的文件，认真学习、思考，然后提笔疾书。初稿完成后，他邀请徐晓云、包井祥、杨瑞和、周荣祖、吕刚和丁静修来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还到机灌站找何宝泉研讨，受到大家的赞同。

包井祥说：“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吕刚说：“签上我的名。”包井祥说：“也签我的名。”其他人都建议联名发出。杨瑞和说：“不如在全站公开，自愿签名。”向河渠说：“以我个人名义，是提建议，领导看了容易接受；大家签名，变成了请愿，含有点震胁的意味，容易反感；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惹恼了上头，有罪名我顶着，犯不着连累你们。”丁静修说：“罪不责众，还是我们一齐签名好。”向河渠说：“刚才已经说了，我个人署名比大家签名效果要好，加之出发点是为帮助领导更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不利于他们的意图，也不会得罪他们，放心吧，没事的。”

石崇实已回到教育系统，在邻近公社滨江中学当了副校长，向河渠拿着这封信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写得很好，有说服力。不过要让他们收回已发出的文件，涉及到他们理解的威信问题，只怕难啊。”向河渠说：“这就得看这届书记的思想水平了。一个高水平的领导者应有博大的胸怀，应知道有错改错，不但于威信无损，而且更增大了威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应该明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这文件明显地有损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广大职工利益的，应当纠正。”石崇实说：“问题在于书记不是你呀，谁知这位贺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向河渠说：“不管他，我们只往好处去想、去指望。”

那时的沿江公社没有邮电分支机构，只有公社有一只邮箱，全社寄信都要通过这里，向河渠寄信自然先见印秘书。秘书说：“舆论变保管了，向保管，离了公社门就不是公社人了，也不来玩玩。今天有何贵干哪？噢，寄信，给谁？”向河渠简单说了情况，并把信抽出来给秘书看。秘书看了以后说：“写是写得很好，听说贺书记跟我们这位一样，也不错，不妨试试。有底稿吗？”向河渠说：“吃一堑长一智，哪能不留底稿？怎么？运动前的事你也听说了？”秘书说：“事情直闹到社教总团，谁不知道沿西有个向河渠呀。”

书中交代，红星大队运动前叫沿西大队。原来六六年上半年的一天，向河渠正在家中看书，偶听得西山头有人在议论着不平事。向家四间屋，周围都是芦苇编的壁障，向河渠睡西房，屋山头当时正支着水车在车水抗旱，距离向河渠看书的书桌直线距离也只三五公尺，因而听得见说话声和哗哗流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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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向河渠听到的是：社教工作队少数队员扎错了根，听信了几个积极分子的话，把生产队的干部、骨干分子揪出来批判，想借机夺权。读者诸君看到这里定会失笑：一个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有多大的权，也值得争来夺去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那年头就是那么疯狂，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借运动整人夺权，影响直到最小的单位——生产队，蜗牛角上还在争地盘呢，权再小也是权啊，争来了就是自己当家作主了呀，能不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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