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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顾荣华维权达八年 向河渠助友于一路（第2页）

“发文实权人物不必查，是总社政工科吴科长。张家与吴科长是什么关系，怎么查得出呢？”“有没有亲戚住临城的？”“有。兰英的姐姐兰芳就嫁在临城啊。哎——，对了，”顾荣华一拍前额说，“兰芳就在食品厂工作。”“马上托她查。”

顾荣华答应后告诉他说，刚才政工来过了，问他何时移交？他回答文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他不走。政工没说什么，就走了。他说“坚持”。顾荣华说他知道。他告诉顾荣华，申诉书今天上午就能写好，但不要指望一申诉就有用。顾荣华说他懂。

他在申诉书中不仅引用了中央文件相关内容原文论证清退顾荣华是直接违反中央文件的规定，而且还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以加强说理的力度，他在申诉书中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规定‘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而总社清退我，不清退6月30日以后进社人员，则是公然违反国务院文件中关于“凡是69年30日后进入供销社的职工一律清退”这一明确规定的。总社清退我，依据的是中央文件的哪一条规定？总社清退我，则更是直接违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这一指示。”

上午下班前他将申诉书文稿交给了顾荣华，并声明字不好，由顾荣华自己缮清寄出。顾荣华说他打算去临城一趟，找一找总社领导，同时让姜兰芳了解相关情况。申诉书直接交给领导。他觉得这样做很好。

顾荣华从临城回来后告诉他：总社领导看了申诉书说他找吴科长了解一下情况再处理。要顾荣华放心，有错必纠。姜兰芳说张桂芳的二姐叫张桂贞，与她一个厂，作风不好，与她有来往的男人有两三个，其中就有吴政工；张桂贞的丈夫姓高，只知道是纺织厂的厂长，与吴政工有没有关系，不清楚，她可以进行了解。听了顾荣华的叙述，他觉得总社领导的态度是对的，但不等于真的有错必纠，要作不纠的打算。矛盾的焦点在吴政工，对吴政工的背景也得有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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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是：社里劝顾荣华先回去，因为这次清退是全国性的，违抗不了。吴政工来电说等风头过去了，再设法把他招回来。顾荣华说清退他不符合政策，总社主任说过有错必纠的，他不走。他进社是公社党委安置的，不是走后门进来的，他不记社里招工的情谊。接下来便是停发工资，甚至连值夜班的津贴也不给，顾荣华还是坚持不动摇。社里派老顾来接手五金农机柜，顾荣华对他这位老本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老顾说他不担心没工作，同情地离去。再接下来就是调动他的工作，去花站，去茧站，他哪儿都不去，一晃就是八个月。

在这八个月中，申诉书呈送的机关由起初的县总社、县商业局，再到地区、省商业局，申诉的内容也由纯粹从政策上立论到微露人际关系的弊病。终于地区商业局有了回音，这回音不是通常惯用的对信访者回音所用的打印套语，而是毛笔写的答复。

答复说：“你7月19日来信收悉。经研究，我们不直接处理，已转贵县商业局。我们相信他们会按政策妥善解决的。请你直接与他们联系处理办法。如需查询，请注明74字1029号”落款是地区商业局政工组74·7·24第二天顾荣华揣着这封信来找吴政工。吴政工没有再攀在鼓架子上，而是满口答应解决问题，要他回去安心工作。八月五号顾荣华一下子拿到九个月的工资两百八十八块。立刻高兴地告诉他问题解决了，谢谢他帮了他的忙，写了那么多的申诉信函。

他一边为他的问题得到解决而表示祝贺，一边说朋友间援手是应该的，不然要朋友干什么，叫他不要放在心上。顾荣华说要选个适当的机会请请他，同时也庆贺庆贺。

没想到的是顾荣华还没有来得及庆贺抗争的胜利，却得到了是一场空欢喜的确证：年底评比时，大家一致推举顾荣华所在柜组为先进柜组，顾荣华为先进工作者，不料光荣榜上没有他的名，奖状固然不谈，奖品只发了一条毛巾一只茶杯，被大家笑称为安慰奖。找社领导，说是计外工，报不得县里。原来所谓的解决是合同工变成计外临时工。自然重操抗争武器，再次投入抗争，他的任务还是写。

由于长时间的了解摸底，弄清了当初的原委：张桂贞与吴政工确实有婚外情人关系，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吴政工的妻子在纺织厂工作，而纺织厂的高厂长是张桂贞的丈夫，高厂长的舅舅是临江县的县长兼党委副书记，吴政工得罪不起他。这一来，申诉书的内容便将这些人际关系补进去，矛头直指吴政工循私舞弊，呈送的单位除以前的省地县外，还直呈中商部和报社、广播电台。

1977年底，国家对低工资职工进行工资调整，凡原32的都调成36，只有顾荣华还是32，自然是一肚子怨气。他应顾荣华的要求，在给吴政工的信中说：“你不止一次说‘事情已定，不好再动’，请问，林彪作为接班人还上了党章呢，不也被抹掉了？薛岸区的沈军同我一样地遭清退，年前已重回计内，为什么我就不能重回计内？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第一，当领导的肯不肯过去做错了，现在按政策纠偏矫正？第二，撇开党性、原则不说，关键在于我与按政策该清退的张桂芳谁的后台硬、面子大？假如我有强硬的、比你大的人当后台，你敢不为我落实政策？”

在写信的过程中，他联想到吴政工、政工科有的干部和社里的经理都对顾荣华说过诸如“务农最光荣，革命青年应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之类的话语，于是在信中写道：“鲁迅先生在旧社会洞察了人与人的关系，他‘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厚敦良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想不到新社会里也有人沿用旧社会的老谱来挤压我们这些没有势力的贫下中农子弟，这些人还算是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干部么？”

“四人帮”倒台给顾荣华带来新的希望，县社领导班子换了人，顾荣华去申诉。张主任接待了他，表示如果所述属实，一定尽快落实政策。顾荣华以为这下子好了，能彻底解决问题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灾，张主任竟病倒了，肝癌，晚期。顾荣华去看望时，张主任抱歉地说：“小伙子（其实已不小了，三十三了），对不起，我暂时帮不了你了，但我已跟接班的同志说了，他会帮你解决的。”

新主任也姓章，不是弓长张的张，是立早章的章，据张主任讲也是一位深受“四人帮”残害的老干部。顾荣华满怀希望地去找他，换来的却是一番似是而非的大道理：什么“要往前看，不要翻老账本”，什么“有工作做就行，不要计较名份、性质”，什么他“也是深受迫害之人，现在重新站起来了，不去秋后算帐，而是争分夺秒地拼搏，夺回损失的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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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荣华说他不是来秋后算账的，而是为落实党的政策来的。章主任说：“我知道。落实政策不是算老帐是什么？比你吃的苦大的人多着呢，不说别人，就说我，因为被揪斗、关牛棚，孩子上大学、招工都没有资格，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种地，老婆一气，死了，我找谁算帐去？‘四人帮’打倒了，有事做了，有饭吃就行了，不要闹了，国家经不起啦。”

不管顾荣华怎么说，他就是觉得“四化”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有闲功夫落实什么政策？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都别翻老账，把精力集中到“四化”上来，才是个正经。无疑他的心是好的，但他不能理解只有落实政策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快地推动四化建设的步伐。他那片面的思想，顾荣华怎么磨也磨不通，于是又找到他头上，依据新的形势新的理念，再向各有关部门写信。

事情一直拖到赵主任上任，又幸亏吴政工离开了商业系统，并且是只纠正顾荣华的清退问题，不涉及张桂芳的事，再加上韦得志的面子，诸多因素的凑合，才解决了这一历时七年另三个月的冤案。

看报纸、电视里铺天盖地的宣传报导，听收音机里各级领导的讲话，有谁想到一桩纠正违反政策的小事居然象抗日战争一样抗争了八年，他触景生情，不能不感慨万端，正如当晚他在诗中所写的：

清退荣华一般般，总为身后没靠山。该退不退后台硬，政策对她只等闲。

上级文件该落实，你最软弱你该搬。为还政策于本原，支持朋友近八年。

八年抗争胜一半，只纠错退余不关。今日参加庆功宴，不由感慨于万端。

“喂！秀才！”苗荣瑞的呼喊惊醒了向河渠，忙问：“什么事？”“新到的钟山表明天公开出售，你早点来。”苗荣瑞小声说。“谢谢你。”向河渠也小声说。迫于经济困难，他一直没有手表。“钟山”表是当时价廉物美的好表，但要凭票供应，据说连卖表的苗荣瑞也做不到主。最近大概货源足了些，总社第一次提出公开出售不凭票，就透了个消息给向河渠。第二天花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块钱，他生平第一次拥有了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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