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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复杂官场迷惘心 单纯友谊直白意（第2页）

第三个议题是妇女主任阮淑珍提出的。公社纺织厂女工唐秀芳才十九岁就已怀孕，不得不提前结婚，这不符合国家有关晚婚晚育的规定。可是公社几乎所有干部都去参加了婚礼，因为唐秀芳的爸爸是区组织部长。

书中说明我国新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才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在这之前不经登记机关登记也可以结婚，被称作事实婚姻，因而唐秀芳尽管才十九岁就结婚，也不算违法。

阮淑珍把这件事提到会上来，说是群众对此议论很大，这个例子一开，晚婚、节育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严书记处问：“你的主张呢？”

阮淑珍咬咬嘴唇说：“唐秀芳必须流产、必须带环、必须检讨。因为在群众中有影响，要通过广播进行批评。”

冯纪委说：“恐怕在唐部长面前不好交代吧？”

姜财委说：“女孩儿已经成年，又不犯法，事已过去，算了，算了。不过是个工人，又不是干部，有什么影响不影响的。”

周组委说：“就怕有人拿唐姑娘当样子，不到规定年龄就结婚，就养伢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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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处理吧，唐部长那儿怎么交代？不处理吧，群众中有人学样子怎么办？公社党委、革委主要领导，除阮淑珍外，一个也不肯表态处理唐秀芳。严书记说：“这是一个事关上级领导、事关国家规定的问题，我们作为国家干部，究竟应当怎样处理？也请大家想一想，下次会上再作决定。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倒挺有意思的，散会。”

散会后向河渠躺到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场面，他到公社以来还是第一次遇上，十分明显的问题却是议而不决，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诚然像他这样的通讯、宣传、农技、蚕桑员一类的人员，其实在公社机关里是称不上什么正儿八经的干部的，通知他们与会，一方面体现民主形式，一方面有时会议涉及到某一方面，可以就便咨询。一般不涉及具体人的决定啊、通告啊之类的讨论，也鼓励他们发言，一涉及到具体人的处置就不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份量，通常都是不问不开口的。不过会上虽没发言，就像严书记所说的，心里还是有杆秤的。这些倒在其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难以入睡的主要原因是：他办完正式交接手续后心想，谢天谢地，终于离开这逢迎拍马、只为私利不顾集体、拉拉扯扯令人作呕的庸俗的是非漩涡了。没想到公社机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圣地，国家干部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公无私的楷模；党员干部的实际作为跟党章的规定、报上的宣传落差太大了；公社机关与生产队领导组一个样，不但有是非对错、真理谬误的斗争，而且也是正确的、哪怕是真理的并不一定行得通。不同的是这些领导人人都有一定的根底，用炊事员老董的话说就是都有“道行”，因而情况更复杂。所好的是凡事不用他操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但迷惘还是存在的：到什么时候干部们才能真的像毛主席所说的大公无私、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以大众利益为重呢？毛主席可是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啊。

为采访社直单位是怎样抓好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向河渠参加了社直单位职工大会。所谓社直单位是指除农村大小队以外的，一切直属公社领导的企业、事业单位。这种大会一般都在公社大会堂召开。向河渠拿着本子在正式开会前就来到会场，正想找个合适的位置，被农机站的蒋建国喊住了：“向河渠，坐到这儿来。”

蒋建国是自己小时候的玩伴之一，住在五队，比自己小一岁。喊他自然不能不去。刚坐下，蒋建国就介绍周围的同事。涂文华说：“还用你介绍，我们是同班同学，这儿还有曹如贵、杨瑞和好几个呢。”

向河渠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同学。”向河渠是从会场大门口进来的，蒋建国想介绍的大多坐在前面一排，一听说向河渠到了，都站起来，并转过身来，一一握手，不认识的也都点头示意。坐下后才知道右边的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姓周，是农机站油坊的负责人。

周师傅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我们住得很近，我家是鱼池三队的。”

向河渠伸手与他相握说：“对不起，我眼睛钝，又是个近视，一丈开外就看不清人，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认为我老，实际却是看不清，很容易得罪人，请各位多包涵。”

蒋建国说：“知道你看不清，所以才喊你呀。”

大会开始了，今天作报告的是纪委冯仁政。那段时间分管社直单位的是党委的冯仁政、革委会的人武部高部长。高部长主持会议，他只作了简短的讲话，接下来由冯纪委作报告。

向河渠对冯纪委的看法不太好，主要在于冯纪委言词粗浊，有时语涉下流。有一次调笑蚕桑员倪书琴，说着说着，流下口水，被泼辣的倪书琴骂道：“没用的下流坯，还没动，就下来啦。”引得在食堂的众人哄堂大笑。当时向河渠刚到公社没几天，为领导成员中竟会有这样的语涉下流之辈而感到惊讶，更惊于一个小小的蚕桑员竟有这么大的胆。后来才知道这位蚕桑员的父亲曾是沿江闻名的渡江功臣，她的哥哥在某公社当书记，她并不怕这位运动中有“整人专家”之称的纪委报复她。不过后来她被下放到建筑站当现金会计是否与此有关就说不清了，这里不去妄加揣测。

台上的冯仁政正唾沫横飞地演讲着，向河渠近视眼，看不清口水是不是边说边流，却听得农机站的职工在嘀咕：“咦，他在说谁呢？”

“管他呢，总不见得自己说自己吧？”

“嗐，你别说，假如是高部长在这么说，你不认为在说他？”

“别瞎说啦，哪有自己说自己的，是在说别人。”

“真是贼喊捉贼，不晓得‘丑’字怎么写的。”

向河渠知道人们是在针对报告人讲的这么一段在发议论。报告人说：“有的人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到社直单位，进了单位后还要分个好工种，这是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难怪群众要说‘公社干部子女进工厂，大队干部子女进林场，小队干部子女学五匠，社员子女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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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河渠可不知道正是这位报告人有个女儿中学毕业后没经大小队推荐就安排进了农机站。原来打算分她当钳工师傅徒弟的，姑娘嫌钳工没派头，要当车工。可是站上车工没缺兀，于是就先通关系去县里什么厂培训，然后再找农机站袁伟民支书兼站长想办法。

你说纪委是个什么官儿，就是专门检查干部党员违法乱纪行为的官儿，社直单位的正副职干部谁敢不买账？话是这样说，可是站上的车工没有哪个可以捋下来的，怎么办呢？唯一可行的是站上再添一台车床，于是站上就添了一台车床，这位大小姐就当上了车工。向河渠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底细，但可隐约猜到大概报告人曾做过他正在报告中抨击的行为。

报告人在台上说：“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去同资产阶级法权作坚决的斗争，要抓紧抓好政治思想上的路线教育......”耳朵里听着冯仁政的报告，心里在将生产队的队长、大队的支书和主任作比较，联想起到公社后看到听到的一系列事情和现象，他感到迷惘：是多数干部做得对呢，还是极少数干部、甚至可以称为个别人，比如严书记做得对呢？

再过两天就是秋分了，天气居然比前几天还热了起来，这一天晚上天气闷热，人们睡不着觉，都到室外纳凉。俗话说风穿弄，贼钻洞，公社大院最凉快的要算过道。向河渠写完了跃进大队二次小秋收的新闻报导，甩甩写累了的手，擦擦脸，拖着他的座椅，也来到纳凉的人群边。

只听得周组委在问：“黄部长，你怎么高兴做军用品的？”

黄娟和向河渠一样都是宣传部审批使用的半脱产人员，她是宣传员，向河渠是通讯员。“员”字似乎不那么好听，人们习惯上用“干事”代，因为她哥在滨江当人武部长，于是也叫她黄部长。

“军用品”是民间对军人的对象、妻子的戏称，尊敬是说不上的，多半还带有轻视、鄙视的意味。因为二十多年来没什么仗可打，很多人的当兵只为谋出路，找个向上爬的阶梯；姑娘们找军人也不是因为对方在保卫祖国，而是因为对方是个军官或能当军官或回来后能有体面的工作，有名又有利。

黄娟的丈夫在部队是副连长，比黄娟要大七八岁。人是老实人，也算不上英俊，而黄娟却是一位既漂亮又风流的人物，能歌善舞、会吹会拉，舞台上能演戏，舞台下也能演戏，博得了不少青年的追捧，也迷住了几个二号老头和五六十岁的真老头。她的爸爸是个老革命，哥哥又当邻近公社的人武部长。如果吕官生不是个副连长，而是个农民，就是与她同年同月同日生，哪怕再长得帅也不会嫁他的。

面对组委的玩笑，要是个脸皮薄的，没准就对不上来，黄娟可不是未经世面的女子，她随口骂道：“周剥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就不能说句人话？”

周组委说：“好哇，你也说句人话，你嫁给吕官生，是爱他人呢还是爱他的官位呢？”

黄娟说：“当然是人啦。”

周组委说：“这可不算人话，你家在高桥，他家在红卫，不隔十里也有八里，素不相识却看上了他；你跟我们舆论呢，是表兄妹，有才又有貌，不过比你大过两三岁，怎么没有看上他的？”

黄娟说：“你懂个屁啊，表兄妹不可相配。”

周组委说：“算了吧，叔伯表兄妹有个屁事，是因为吕官生当着官，老院长还在牛棚里。小向，你说是不是？”

向河渠想起当时黄家没一个人来探望，与自家界限划得那么清的情景，想起姐姐说的话，当然这些没有说，而是平静地说：“我与凤莲是从小定的亲，亲戚之间都知道的。”

黄娟说：“这一下你没屁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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