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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周兵悲愤避他乡 河渠针尖对麦芒（第1页）

冯主任说叫向河渠上学习班，为的是通过学习思想，提高思想认识，充分发挥他身上的动力，而不是说为了什么问题才来的，这等于当众还了他个清白。周兵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他可是被扣上帽子来的。然而不简单又能怎么样呢？检查、交代，批判、评论，颠来倒去就三个字“拍马屁”，还是个残缺的句子，缺主语。谁拍马屁？周兵没有说。推断只是猜测、判断，光听推断是定不了案的，十几天的深挖挖不出个头绪来，怎么了结呢？

说起来别说冯主任与周兵没仇没怨，只是顺了薛井林的意。就是薛井林与周兵也没有深仇大恨，即便扯上过去与金花的不清不楚，也与薛井林无关。送他上学习班只为他和向河渠结成一股势力，妨碍了薛井林在队里的执政。现在职已撤，人被审查，威信全没了，目的已达到，至于定案不定案，已无所谓了，因而也就宣布让周兵从学习班毕业了。

周兵经这么一折腾，心彻底凉了。他原本以为一心为大家天不怕地不怕地与坏人斗，与歪风邪气斗，带着大家拼命干，就能使大家过上好日子，没想到顺口说出的一句话竟惹出这么大的祸事。问本良心自己是热爱新社会的，现在却变了，还被撤了职。他觉得不但一番辛苦白吃，也没脸见人，就跟向河渠说清原委，到他爸所在供销社的收花站打临工去了。

周兵的离开对向河渠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少了一个并肩战斗的战友、得力的助手，但他又是个不服邪的硬头。他在日记里写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一书中说‘腊梅也在为自己的生命搏斗啊，前进一步，前进一步是春暖花开，后退一步是严冬冰雪，犹豫徘徊可不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要想欺我，休想！”

他将在大队学习班上的发言几乎一字不拉地说了一遍后，说“我痛心地看到有人整了周兵后又来整我，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对歪风邪气开绿灯。可是你们错了，任何高压手段是压制不住我的。我妈教育我说，阎王菩萨叫你投个人，就要做个真正的人，衣裳穿破决不被人点戳破。我向河渠人穷志不短，决心做个真正的人，一心为改变我队的穷困面貌拼搏，敢拼敢斗。我不是某些人吃的那杯酒，没有辫子给你揪，要揪我小辫子的人还没养哎，我会越被压头越硬的，不信我们走着瞧。”

薛井林听着向河渠的发言，如芒刺背，却又发作不得。他是否后悔听信那一帮人的馊主意将向河渠弄进了学习班，不得而知，但肯定恼恨对方当人当众地诉落自己。想反驳吧，用什么词儿来说？就这样忍受呢，又心有不甘，气得他脸色都变了。从此两人间的矛盾更大了。

虽说向河渠说为改变全队穷困面貌而拼搏的决心没变，但人们却发现他的行为有了不小的变化。往常一边自己干，一边带着检查身边人干活质量的他，现在只顾自己干活了。

这一天陆锦祥跟向河渠并肩插秧，见薛井林站在田岸上并不下田，夏振森这个记工员呢，只在挑秧的来后帮着打秧（将秧担子上的秧把儿一个一个地往插秧者身后撂，让插秧者随时可取到秧把儿的工作叫打秧，一般由挑秧者完成。），其余时间则在田岸上晃悠。就对向河渠说：“队长不干也就罢了，他只是个记工员凭什么不干？你是会计，干部比他大，何苦跟我们一样干？”

向河渠看也不看他们，边插边说：“牛掣桩子也是老，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各人洗脸各人光，我做没人说，不做会挨人说的。”陆锦祥说：“除了背后叽叽咕咕，谁敢当面说？我说你呀，太呆。”向河渠说：“呆就呆吧，我愿意。人不劳动要变修的。”一行到头了，他与陆锦祥一人站一头，绳子一拉，再插下一行。别人插得密是稀，他不去看也不去说，只要队长在队里，他就不去管。

薛井林是个不习惯起早的人，喊人打早工，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惩罚。以前总是向河渠或在第一天下晚跟他商量好，或在当天凌晨赶到他床头交换一下农活安排的意见，然后由向河渠去喊人上工。至于他什么时候来，随他的便，当然早工出勤总是记着的。现在变了，除突击性的活儿，如早起捉麦上的粘虫，时间就是产量，向河渠会喊人。不过不是再从薛家屋子里出来后才喊，而是一出自家门就通知。一般情况下他不再通知人们打早工了。这样一来，不少时候只好由夏振森代劳。至于早工工分，出勤就记，不出勤就不记。薛井林所在组的记工员偶尔在没来那天打了个勾，还被向河渠说了两句，自然那个勾也就变成了X。

送孩子上托儿所也算个不小的变化。以往总是上工的唢子一吹，童凤莲抱着孩子上托儿所，向霞帮嫂子带工具，向河渠呢，照例早就站到大场上观察人们有无迟到现象去了。现在呢，唢子一响，抱慧兰的变成了向河渠，直到临近公场时才由凤莲接过孩子，他则接过工具走向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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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操上向河渠的发言比过去多了些，还每次都照本子上讲，显然事前作过了准备。人们觉得他们的会计比过去更谨慎了，但情面观点还是那么少。

向河渠说过他的头会越受压制越硬，好象也是事实。

夏金花、罗美华几个姑娘说特殊原因要求照顾在场上劳动，不去插秧。不等薛井林表态，向河渠抢先开口说：“大场上安排这么多人已足够了，陈大妈她们几个身体稍微好一些的老太还下了水田呢，不要人了。”硬是不给这个人情。

称积肥草过去都是由养猪牛的余老爹负责的，这里头猫腻比较多，向河渠亲自揽过这差事。他在政治操上规定了标准，并公布了细则，比如不得夹泥巴、掺水，不得有即将成熟的草籽等等。惯于投机取巧的人们碰了钉子后自然收敛了许多，可夏家仗着有薛井林撑腰，还想来试试。夏金花的一担草外表干的，却比正常体积的重了许多，当场叫解开检查，发现夹了泥巴，不说她什么，只让去泥巴后重称；夏振森的一担芦叶挑来时水淋淋的，称重后说按八折计算。兄妹俩大叫大嚷，说他打击报复，他一声不吭，兄妹俩以为他软了，追问怎么说，他还是说泥不去净不称，有水打八折，气得混身发抖也没用。

外队的机工来帮助队里脱粒小麦，薛井林让人割肉打酒，并派专人去钓蟹，盛情招待来客。招呼向河渠一齐陪陪客，向河渠说按规定不陪吃，他不参加。结果机工一人陪客七个，共用去鸡蛋十二个，肉三斤，酒二斤，米九斤，蟹是钓的不算钱，当然钓蟹的工分是要给的。共花去五块半钱，报销时向河渠只让报一块钱，参加陪客的每人扣一斤米的计划作为预付，上了临时帐。为此薛井林与他争了个面红耳赤，别人打了多少圆场，连向妈妈也责怪他过于古板，但他依然硬着头皮搬出〈财务支出规定〉，并申明事前已打过了招呼，说明按规定不陪吃，不听没办法，就是不肯通融。

老会计来找向河渠说：“大侄子，你做的事我不能说你做得不对，但凡事也要留有余地呀，这样下去总是针尖对麦芒，你会吃亏的，人家后头有靠山，我们没有哇。”

向河渠说：“二伯，我心里有数。我们队为什么穷？是我们的田特别差吗？不是。五队与我们在一个圩塘住着，他们的田比我们还要差一些。是我们的人怂吗？五队的刘泉老爹说四队的人个个龙腾虎跃的，一个能顶别的队几个。我们田不差人不差，为什么搞不上去？就为一些人太聪明了，走上了歪门邪道，投机取巧、偷捞成风、干活糊差事、贪占集体便宜。这些歪风不去，生产哪能搞得好？穷困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脱得了？

你起初推荐我接班，我并不情愿，因为老师对我说过，叫我不要当干部，以免将来有机会出去走不了。可大队不依不饶，我也想为大家出点力，才点了头。既点头就要出力，不然就别做这个梦。所以我在位一天就要坚持原则一天。我不能对不起大家，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老会计说：“我怕你会吃亏呀。”向河渠说：“我不去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天大不了会计不当了，学周兵打临工去。”

说到周兵，老会计说：“周兵是个好伢儿啊，可惜了呢。”凤莲说：“不可惜。听小华说他哥一天能挣七八角到一块，一天能抵在队里两天还不止呢，比当个副队长强多了。”

老会计说：“河渠，你跟井林初中同学，虽说后来到镇上上学去了，回来后处得还不差，能不能再圆起来呀？”向河渠说：“二伯，井林本质不坏，可是好婆娘就怕坏婆娘劝，瓦瓷就怕金刚钻呀。你是知道的，为团结他，我拿热脸往他冷屁股上贴，贴不上呀，除非和夏家那班人同流合污，可我又做不到，没办法啊。”随后将谈话的经过说了，老会计听后，长叹了一声，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老会计没办法，薛井林却有办法，他与郑支书、冯主任的关系可不是向河渠能比得上的。郑支书与夏春花的关系是传闻之言，不可当真，但薛井林会送礼却是真的，送多送少不知道，时啊节的请吃喝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也没有什么闲话好说，因为他没用公物送礼，没用公款请吃。向河渠呢，送是不必说，从来不！请吃，只怕也只有宴请望产妇的亲友时请过一回，噢——，不止一回，还有一回是几个同学结伴来看望他，适逢郑支书到四队来检查工作，就机会宴请的，两者一比，亲疏可见。

一个下雨天，大队喇叭通知各队以队为单位集体收听广播。那年代的广播是有线广播，到1970年时已是家家有广播，乡里有广播站，大队有广播室。家家其实不出户就可以听的，集中听为的是保证听的人数，也便于听后讨论。薛井林家居于全队中心地带，明间和厨房连通，可以坐的人多，自然是个集中收听的好地方，新班子成立前也是选这儿，现在更不用另选了。全队能出动的都来了，这可是记工分的活动，不来才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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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广播会，郑支书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会议，由大队革委会主任主讲。

冯士元在谈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重大意义后列数了红星大队出现的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他提到有的人家扩占自留地，有的人家树竹影响了集体的庄稼，向河渠忽然听到说“四队有的人家养了四只鸡，篱笆扦得好好的，只顾自己不顾集体”，他意识到这是在说自己，两眼直视薛井林，薛井林避开了他的目光，他心中有了数，却没说什么。

三抢（抢收抢种抢培）总结大会上，冯主任表扬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其中有薛井林领导有方，抢栽后季稻名列全大队第一。向河渠听了微微一笑，没吭声，旁边有人低声嘀咕说：“薛仁贵打仗，张士贵立功，要不要脸啊。”

忽听得冯主任口气一转，开始批评了，他说：“有的干部三抢中居然有功夫睡午觉；有的会计连打早工也弄帐，我到弄不懂了，一个生产队有多少帐来不及记，要打早工赶着记”向河渠闻言倒抽了一口冷气，往事顿时涌上心头。

整个三抢过程中，向河渠完全象个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一样极尽全力干活，尤其是插秧。说起来向河渠干农活儿不是一把好手，质量不差，速度不是不快，而是较慢。插秧这活儿弯下腰去，在上段一行二十多丈，下段五十丈左右，快的到了头，可以歇口气再莳第二行，慢的可就要了命，刚上头还没来得及直直腰，又得弯腰再插。尽管有童凤莲或者陆锦祥、周玉明、姜桂兰间或接他一段，但主要还是靠自己拼。一天下来常累得他往家走都几乎走不动了，也还是坚持带着突击队起早摸黑地插插插。

有人想逃避这最苦的活计，关系好的他好言规劝，关系不好的他提醒薛井林制止。整个插秧工程，他从不提出跟薛井林换换位置，薛井林呢也从没说过让向河渠来主持过一天的全面工作。

大田基本结束，只剩下小秧田，而小秧田是要在拔除杂草、理平田面后才可以栽插的。八月二号早晨，全队凡能下水田的全部出动，收拾小秧田，以便下午插秧，争取三号全面完成栽插任务。四号是大队民主理财日，大队要组织财务互审，因忙于三抢，向河渠的帐已拉下不少，想趁收拾小秧田是个轻活儿，无须他带头之机将帐拢一拢，突击记好，从而不误下午的栽插，也不误四号的互审。于是在一号收工时跟薛井林说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赶到设在周兵家的会计室突击记帐，直到九点多才把帐弄好，然后回家匆匆吃了早饭，再下田和大家一起收拾秧田。下午自然还是带突击队插秧，直到大田全面结束。他没比任何人少插半行秧。整个三抢过程中他没缺半天勤，一直走在全队的最前列，身手不快，吃的苦最大。

如今表扬没捞到却落得个批评，他咽不下这口气，脸色铁青地向主席台走去。

冯主任还在侃侃地谈着，坐在旁边的大队会计马炳成见向河渠脸色很不好看地向主席台走来。忙迎上去，轻声问：“向会计，哪里不舒服？我和你去找易金美。”向河渠强抑住心头的火气说：“我到要问问冯主任，他批评的会计是哪一个？还要不要事实作依据？”

马炳成家住五队，与向河渠在一个圩塘住，比向河渠大七八岁，由于住得近，只隔二三十家人家，自然对他的性格脾气有所了解。这小伙子的倔脾气一旦发作，全然不顾他人的颜面，什么话也敢说，与他爸的脾气截然相反。十五六岁时敢将说一不二的老社长顶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让他干拿着喷头喷洒农药的轻巧活儿。上次在大小队干部会上给大队提起意见来也是颇让领导下不来台的。今天可不能让他也来这么一下子。

于是把向河渠拉到台下徐老太的那间小屋里问：“当全大队那么多干部、社员的面跟他顶，合适吗？”向河渠怒气冲冲地问：“他无中生有地胡批评合适吗？”马会计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你？”向河渠怀疑地问：“不会有那么巧的事，别的队也有人起早弄帐吧？”马会计说：“这个我不知道。据你这么说起早弄帐是事实，你还找他干什么？”

“哎呀，马会计，你怎么又不了解我了呢？”向河渠有些着急地说，随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马会计听后想了想，说：“向会计，听我一句劝，作为革命干部要学会受得住委屈，要懂得人家的批评有则诫之无则加勉，不要那么锋芒露出，一定要争过高下。一定要争过高下没好处。”

向河渠说：“不行，我已经受够了，一次又一次的，我一定要弄个清红皂白。天大不了这个会计不当了，要我象老会计那样，想也别想。”说罢转身就走，看样子他在是要上主席台。马会计连忙拦住说：“即使要弄清楚，也要注意场合分寸，不能当人当众的。”这句话说得很对，向河渠耐住了：是应当维护领导的颜面，注意场合，掌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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