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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兵到红军浴血奋战十八年（第1页）

我是从神兵到红军的。青少年时参加神兵，1934年参加红军，1952年转业地方，在军中戎马挥戈十八年整。这十八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细数我身上的伤疤，每一年平均两个还要多一点；现还活着，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比起成千上万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先烈，我又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为了不忘过去，缅怀革命先烈，以敦促自己，教育后代，重新回忆一下我十八年的战斗经历，是颇有意义的。

我是德江县稳坪区茅岭村人，青少年时参加过神兵，练过武术，接触过社会斗争。1934年贺龙同志率领红三军到黔东时，正是我们神兵组织被国民党部队打败，神兵们走投无路之日。社会斗争的历史推动着我必须朝前走，因此，我就跟当地参加神兵的人一起投奔了红三军。

我为什么要参加神兵呢？在旧社会，凡是受压迫的穷人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沉重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抓兵派款，压迫剥削，压得穷人总是抬不起头，翻不过身，喘不过气。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当地的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对穷人的统治和奴役更加凶狠，多数穷人都被榨得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求生不能，寻死不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穷人们就组织起神坛，藉迷信作掩护，操练武术，培养神将，发展神兵。1933年6月，德江全县神兵大起，以“除暴安良，打富济贫”为斗争口号，以“灭丁、灭粮、灭捐”为斗争纲领，打击对象是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由于神兵组织的斗争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

我们寨子上的神兵是杨秀岚、杨秀安两兄弟为首成立神坛，组织起来的。杨秀岚为令公，杨秀安为令婆，令公令婆是神坛内部的职称。开始我们那支神兵只是在本寨团团转活动，以后还去过夹石、板桶水、木朗溪、五谷溪等地，神兵队伍曾发展到4、5百人。神兵们每天都要喝神水，阴神练武，口喊：“杀不进，砍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1933年冬，在我地望牌（万牌）河对门驻扎一支国民党的部队，神兵知道后，很快集合起来去攻打，将那个部队打得大败，死伤几百人。这次胜仗，是继稳坪场神兵打败黎纲部队之后的又一仗，当地的区乡保长被吓破狗胆，没参加神坛的人几乎全部跑光。

1934年初，由于神兵四起，印江、沿河、思南也有了神兵。闹神兵最厉害的是德江、印江两县。印江的神兵曾数次攻进印江县城，德江神兵占据县城，赶跑过县长，并自拥梅天休当县长，在城内开仓济贫，施行政事。神兵攻城破邑，国民党政府当局深感不安，四处调兵遣将攻打神兵。神兵中有的是区乡团长和土豪劣绅为了保家保命而混入神兵组织的，在国民党政府调兵镇压时，反水投敌了。真正的穷人当神兵所使用的武器是刀叉木棍，怎能敌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所以神兵活动终归失败了。

我是怎样参加红军的？正当神兵行将瓦解之际，碰巧来了红三军。红三军活动在沿河县的铅厂坝、谯家铺、枫香溪一带，在那里打富济贫，将那些有钱有势随意压迫老百姓的土豪除掉，将财主家的土地、财产分给穷人。神兵们得知这些情况，认为正合符神兵斗争的要求，便相约前去投奔红军。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红军的，时间是1934年6月。同我一起投红军的有杨胜利、杨胜流，还有瓦厂坡的杨承品和枫香溪参加红军队伍，被编入纵队师，大部分时间是打仗，在村子里、山坡上，昼夜跟敌人周旋，有时搞点训练。大约经过半年光景，我们一同参军的人都分散了。二六军团会师后，在酉阳南腰界整编，我被编入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团部当通讯员。后开往湖南，1935年春，在湖南永顺县交头寨跟敌人打了一仗，撤下阵地时，我与同时参军的杨胜流见过一面，此后不知他何时离开部队。一同参军的人一个也没见着过了。

1935年6、7月间，我被调到湘鄂川黔苏区独立团当班长，大概是十月份被提任排长。11月19日开始长征，我们部队从大庸出发，绕了几个圈，从湖南转到贵州，经铜仁、江口、石阡，而后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在大定打了一个大胜仗，在新场也打了一仗。1936年2月在大定城西北将军山打退了强敌的围攻。4月渡过金沙江，分成左右两路进军，爬过雪山，在四川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接着过草地，在草地大约走了将近一个月，下雨天气多，泥滥路滑，几乎天天有仗打，万里路上无人烟，生活艰苦到了极顶，拖得弹尽粮绝，吃皮带、嚼草根，红军损失的人不少。出草地后，过甘肃明县的腊子口，在古园县与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以后就在陕甘宁建立陕北苏区根据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我们部队从甘肃怀县的洪德镇开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联军，准备和胡宗南部决战。到西安后，我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我被编入102师。“七·七”事变后，我部开往前线，在华北平原与日寇作战。我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侦察队长、情报科长、游击支队长（副师级）。1941年我被调保卫延安，在三五九旅警卫团一营任营长。1943年三五九旅南下，在大别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原，我们又突围回到延安。

我参军后，在长征中入党，在南征北战中负大小伤五十余次，重伤休息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达十四次，死去又复活达五次，所以现在成了二等甲级残废人。

解放后，1952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八师情报科长转业到地方，在兰州任甘肃财政厅人事处处长。以后担任过大生冶材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建筑机器厂厂长，工人医院院长，庆阳地区民委主任，庆阳地区工业局长。久在甘肃工作，1970年4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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