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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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ot;得罪名教&ot;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ot;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ot;。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ot;大逆不道&ot;，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个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花儿与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凭刀枪打下来的，可是差不多像点样的皇帝都喜欢弄文作诗。刘邦当年不过一亭长，大队干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认识几个都说不准，可是人家也有《大风歌》：&ot;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ot;大抵也就是不识字的王熙凤&ot;一夜北风紧&ot;的水平，可是历代都夸好，说有帝王气象。不过，拿皇帝跟皇帝比，刘邦的诗还真是不错。就说乾隆的几万首歪诗，挨个排过去，没一首能赶得上当年刘亭长的。

早就听说当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作过诗，一直没福见到，见到以后吓了一跳，原来是首咏菊诗，诗云：&ot;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ot;虽是标准的薛蟠体，但却霸气得紧，听口气就是天字第一号，任谁都不怕，而且还要把别个干掉。不过诗意好像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ot;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ot;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儿，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菊花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的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菊花杀百花的意义。这只是他们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作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菊花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ot;乾&ot;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ot;坤&ot;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要势不可当地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ot;状若好妇&ot;来比喻，而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统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相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儿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给，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娇美菊花，也弄得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又想起了王大点

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2000年）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ot;学术法官&ot;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ot;警察&ot;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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