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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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一部分艺术也被我们永远钉进了棺材之中，就像意大利人再也不能在集市上听到法利内利的歌声，就像沉稳实干的德国人无论如何努力，再也不能复制新的科隆大教堂。这是崇尚自然的现代人自己作出的选择，或许谁也设想到，追求艺术的真谤有时恰好是在毁灭艺术，人们并不自知，只是在偶尔的回首之时，看见自己的身后隆起了一座座艺术之坟。

前不久在杂志上读到一个作家谈及文学和舞蹈的文字，大意是反对在创作中戴镣铐跳舞，认为现代舞健康舒展而芭蕾病态等等。这不是个谬论，因为在某种创作境界的阐述上它完全正确，但是我意识到在涉及文学艺术的本质时它的指向有点似是而非。不知怎么就想到了信天游，想到陕西的一个民间歌唱家在唱信天游的时候，有专家在一边旁听，结果宣布他的声音之高度超过了帕瓦罗帝的高音。不必将西洋歌剧和信天游作出井水不犯河水的鉴别，信天游的歌声通常被认为是未经雕琢的自然的民间艺术，但是当我们同时或者分别静听信天游的高音和帕瓦罗帝的高音时，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种高音同样是纯技巧的、不自然的声音，判断前者的高音浑然天成与赞美后者自然舒展一样都显得口是心非，更加今人惊讶的是这个令人担忧的高音上，信天游歌手的拼命一搏加深了信天游天生的悲抢，而帕瓦罗帝明显的美声技巧使歌剧华美的气氛也到达了高xdx潮。

有一种事实人们不容易看清，艺术产生的过程天生不是一个追求自然的过程，因此艺术中的镣拷其实是艺术的一部分，就像美声唱这的发声方弦，它对胸腔、喉头、鼻腔的控制与运用其实接近于科学，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想唱就唱的自然境界，而所有著名的男商音女高音在演唱会上常常大汗淋漓，细心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喉头像一只被猛兽追赶的野兔，疲于奔命，面他们的胸腔就像埋藏了一颗炸弹，导线正在燃烧，奇妙的是当你闭上眼睛时令人不快的视觉消失了，你听见的是美妙的高亢的不可思议的歌声，你听见的还有那声音中的镣镑也在发出美妙的和声，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美声唱这是什么，美声唱弦就是修饰每一个声音，让它们比人类天然的声音更加明亮更加优美。

信天游的本义不在此，人们知道的信天游是陕北的牧羊人赶着羊群在荒山野岭中向女性索取爱情的产物，信天游不求登堂人台，相比较于西洋歌剧，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直抒胸臆的民间艺术，人们认为它朴素、自由、奔放，人们认为原汁原味的信天游应该有一种声嘶力竭的悲抢和热情，应该有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但人们却没意识到一代代的牧羊人重复的其实是祖辈留下的腔调，唱信天游的牧羊人不知道自己的歌声最终能传到何方、所以他努力地一声高一声低地唱着，不顾歌声是否动听，最后当我们这些处在黄土高原以外的人也熟知了信天游，并且知道信天游应该如何哼唱的时候，信天游便成为了一种艺术。它不再是自由的了，我们根据什么来分辨青海的花儿和信天游呢，我们依靠的就是对“原汁原味”的了解。

人们难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原汁原味是艺术的镣铐，但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必不可少的恰好就是这付镣铐。我们让人类的思想自由高飞，却不能想当然地为艺术打开这付镣拷，艺术的镣拷其实是用自身的精华锤炼的，因此它不是什么刑具。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可与镣铐同在，艺术的神妙就在于它戴着镣铐可以尽情地飞翔。聂鲁达的这韶歌唱劳动者的诗篇是几乎整个世界的诗歌爱好看的必读课。年轻浪漫的心、正直朴素的灵魂总是会附和这种热烈多情的歌唱，从而在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见过的森林是在西双版纳，汽车从景洪向中缅边境奔驶，途中要穿越大片的一望无际的热带森林，我记得那些森林呈现出一种近乎发黑的绿色，那大概是因为百年老树完全遮挡了阳光，阳光在这样的森林里徒劳无功，失去了它美丽的功效，失去了光的层次，因此我的印象中热带森林是黑色的、潮湿的。

我没去过中国北部的大兴安蛤，只是在一些电影或者画报上见到了那些寒带森林的照片。照片应该是被摄影师美化过的设计过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我没见过的大兴安岭的森林才是诗歌中歌唱的那种森林，才是聂鲁达为之歌唱的森林。

寒带的森林在美感上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山岭起伏森林也起伏着，因为生长气候四季分明森林的色彩也随季节变幻着，因为松柏类树木天生的雄性气概森林也显得刚正不阿、威风凛凛，更因为冬天大雪，满山大树银装索裹，那里的森林便成为一个美妙而洁净的童话世界，当伐木工人踩雪上山，当他们手中的油锯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劳动的声音，也听见了一类诗歌高亢的节奏。

我是在阐述森林与诗歌的关系吗？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生活在距离森林千里之遥的东部城市，只能从家中的水曲柳家具上闻一下已经模糊不清的森林的气息。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说，我热爱森林，并且热爱着在诗歌中伐木的那些伐木工人。假如这样的说法有点矫情，那不是我的错，是聂鲁达的错，或者说是诗歌的错。

现在不得不说到生态平衡、保护森林这种拾人牙慧的字眼了。稍有良知的人对此不可能有丝毫的怀疑。长江、嫩江近年的洪水与周边森林滥砍滥伐有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兴安岭森林停止砍伐，这是关于森林保护的最新信息。我要说的是当我看见电视里一个新闻记者手握话筒采访一个伐木工人，让他谈谈扔下油锯以后的打算时，我清晰地看见那个伐木工迷茫的表情，然后他说，不伐树了，以后就种树了。

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想象中的某种劳动的声音嘎然而止了，某种诗歌的声音突然暗哑了，聂鲁达在遥远的智利真的死去了。我觉得世界是现实的，讲究理性和科学的，许多对劳动的赞美其实一厢情愿。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一些劳动天生是错误的，就像许多诗歌无论如何优美动听，它不是真理。我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森林之歌，以后关于森林的想象将不再是伐木和喊树的声音，在一个全世界植树的年代，聂鲁达不得不去世，我们假如还要歌唱森林，必须要呼唤一个歌唱植树的诗人。

这是新的森林的诗篇。伐木者醒来！伐木者醒来了，醒来后他们就带着捆锯下山了。这是由热烈奔放变得冷峻合理的森林的诗篇：伐木者醒来！大家扔下斧子油锯，回家去吧。至于我们这些通过聂鲁达爱上森林的人，你是否要背诵这些新的诗篇，自己看着办吧。我最初接触到大批量的北方人是在北京求学时期，不管是何省的北方人，他们有一个优势是我等南方佬望尘莫及的，那就是说话的优势，即使是来自东北腹地的同学，只要轻轻把舌头一卷，再把行腔轻轻一扳，说出来的就是大差不差的普通话，而我们几个来自南方的同学，即使你努力地把舌头搞得痉挛了，也不一定能说出普通话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感到深深的苦恼。

有一次寒假后返校，我把从家里带来的桔子拿出来给大家品尝，一个同学脸上露出一种狡黠的笑容说，“你请我吃橛子？”我说，“怎么啦，你不喜欢吃橛子？”那个同学突然生气地大叫起来，“你才爱吃橛子呢，什么橛子不橛子的？是桔子，不叫橛子！”那位东北同学的叫声震聋发聩，使我一下面红耳赤起来，虽然我不是故意把桔子叫成橛子的我也并不知道在那位同学的老家橛子的意思与排泄物紧密相连，但是我对自己的语音从此有了痛楚的感觉。

后来我就一直努力摹仿几个北京同学说话，开始时舌头部位有点难过，惭惭地就习惯了，不卷舌头反而不会说话。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我们在一起时他说上海话，我说苏州话，都是南蛮噘舌，倒也相安无事，但每逢有北京同学加入谈话，我们在说完一通普通话后便忍不住相互批评起来，他嫌我乱卷舌头，我嫌他说话嘶啦嘶啦的，互相都觉得对方说话别扭，又都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比对方好，结果就让那位京同学作裁判，我记得他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说得还行，不过听上去一个舌头长了点，一个舌头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大概是属于舌头短了一截的种类，就这样短着舌头说了四年的普通话，后来到了南京工作，我已经想不起来刚到南京时是怎样说话的，据我的相交十余年的几个朋友回忆，我当初是说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的，光听我说话没人猜得出我是南方人。朋友们这么说，大概不是恭维。假如不是恭维，其中多少又揭露了我的现状，那些话的潜台词是：你以为你现在说的是普通话，其实那普通话已经很不标准了。

大概是人乡随俗，我到南京没几年就学会了南京话，当南京话说得可以乱真时，我的一口普通话就坐着火车返回北京了。有一次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打电话到我家，听见我的声音竟然大吃一掠，说，“你的舌头怎么了？”我也惊谔，反问道，“我的舌头怎么啦？”他说，“怎么又往前跑啦？又像南蛮噘舌之人！”这个电话让我百感交集，我想这对于我大概是个无法置换的悲哀，我的舌头在经历了多年风雨后，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说话时忍不住地往前跑，懒得再卷着吸着，它按惯性在我嘴里运动，我知道我现在说着一口无规无矩的南京腔加苏州腔的普通话。

或许这不是我一人的悲哀，人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适时适地变换语言，人永远都比鹦鹉高明聪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南腔北调的缘故。人口流动有其悠久广阔的历史，假如追溯几代而上，今天的城市人无一例外地有着一个异乡他壤的祖先，他的个人资料中出生地是a城，祖籍一栏中却是b城，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祖籍对一个城市人意味什么？意味着某一个遥远的从未涉足的地方，意味着某一个古代男婴在那地方狐狐坠地，意昧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来处。

那是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它把城市入与陌生人模糊的家族，乡村以及人类迁徒史联结在一起或者说它只是城市人身上形形色色标签中的一张，恰恰这张标签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是无足轻重的。

从前人们在旅途上闲聊，相邻而坐的人常常会向对方问如下的问题，先生哪里人？答话那人报出的地名通常就是他的祖籍，从前在城市街道上很容易看见xx同乡会，xx会馆这样的处所，从前的人们把老家，同乡的概念看得很重，这概念也在人们生活中成为一种极为主要的人际关系，因此有许多集体行为的解释听来极为简单，我们是同乡，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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