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和李世民(三傻二疯)_第69章大唐后事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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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大唐后事谈二（第3页）

这种退化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效果却恐怕难以接受。传统的贵族培养体系也许浮夸虚无，但它能强健而旺盛的延续千年之久，绝非其来无自；自春秋以来的“君子六艺”中，大半的技艺都是在磨练士大夫们的军事行政能力；而汉唐时兴盛不衰的大型狩猎，则等于皇室出面组织的武装演习，贵族们在狩猎中锻炼组织人力与调动队伍的技巧，熟悉地理与环境，为日后执掌政事做充裕的准备。

不要忘了，卫青与霍去病，就是在孝武帝的上林苑中历练出来的。

这种历练当然是粗浅的。但再粗浅也毕竟是种磨砺，而当科举一举而摧毁了过往贵族所有的锻炼体系之后，它又为培育选拔人才打造出了什么新的，更优越的标准么？

很可惜，没有。

当然，科举横跨数千年的光景，历代贤人志士所做的变革不计其数，但究其实质，无论唐宋之诗赋策论，抑或明清之八股文章，又真的与科举创生之初有什么差别？建元初年汉武帝于未央宫策问取士，考求经义；而由唐至宋由明至清，科举形式体裁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不还是在考察儒家经典的“经义”，策问士人于国家大政的见解么？

就那么几部寥寥数千言的儒家经典，再如何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又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但是，虽然经义策问的本质千年不变，可后世又怎么能与西汉比拟？汉武帝虽以经义取士，但被推荐选拔上来的士人却早已在家族与师徒的私学中接受了全套的行政军事能力的训练，撰写经义不过是向皇帝展现对帝国价值观无上的忠诚而已。可宋代以后这种贵族私相授受治国技巧的模式已经完全崩溃，如若再生搬硬套以经义取士，又会选上来些什么？

那当然是威力加强版，而且偏科偏到极点的小镇做题家！】

皇帝敲打着长几的手终于一顿。

……等等，偏科？

皇帝稍稍停手，而后缓缓的，缓缓的吐了一口浊气，顺带吐出的，还有心中一闪而过的惊惧：

……是的，偏科。

天幕只有寥寥数语，但正是这寥寥数语，却终于点破了李二陛下一直视而不见的某个盲区：原来以科举经义取士，是会偏科的！

天可怜见，李二陛下自小出身贵胄娴熟弓马兵阵，生平所见的也都是文武全才理政带兵无所不能的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数十年潜移默化下来，他早就将这些技巧看作与生俱有的天赋，自然而然的便忽略不计，以至于思考科举制这么久，居然都一直未曾突破这个思维的盲区：

如果真要选拔家境窘迫的寒门，他们还能拥有这样的“天赋”么？

设若不能拥有，那么满朝都是只会讲求经义的儒生，局势又当如何？！

皇帝吐出了第二口浊气。

……还是草率了。

【简单来说，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看似完善，但在选人上纯粹是个残缺版——唐及以前是对接受了完整贵族教育的士人进行文学经义的选拔；而唐以后则沦为了纯粹文学经义的比拼。至于什么治国安民带兵列阵兴修水利？——懂不懂什么叫一心只读圣贤书啊？懂不懂范进孔乙己的含金量啊？

当然，以宋朝那蔚为壮观的文学成就而言，这种模式在选拔文学家哲学家上确实卓有成效，但考虑到科举的实际作用，那它便等于选拔了一堆从书山中卷出来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来管理整个国家。而偏偏——偏偏自秦朝以来，华夏中央集权干强枝弱，天下的安危治乱，大半就仰仗于朝廷大臣的素质！

两相搭配之下，这可就真是要了命了。

总的来说，自宋朝以来，臣子们素质参差不齐，但以总体的施政水平而论，相当于汉唐简直是惨不忍睹的消费降级——不要说维持汉武唐宗开拓进取的雄风，革新制度的壮志，对后世的朝廷而言，即便维持华夏已有的局势，都已经艰难之至。

由靖康至明末，整个中原居然两次亡于异族之手，而天下倾覆家国兴亡之时，明宋两代士大夫的作为更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理喻，堪称类人迷惑行为大赏！

用王夫之的话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能够壮烈殉国的，都已经是士大夫中一等一的人才了，至于什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绝世操作——你做什么梦呢？而今有这样的人物么？

说白了，平时读孔子读孟子读春秋读得太多太深，士大夫们深自砥砺，的确可以磨练出一番死不旋踵的浩然正气，但浩然正气磨砺得再泠冽再感人，又真能改变实际什么呢？道德批判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士大夫们莫不成是指望着用道德批判来推动这个世界吧？

这才是科举真正的，最致命的短板——朝堂上每一个人都是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天然而然伟大光荣又正确的道德高手，辩经能辩得天花乱坠浑然忘我，所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人肉转经筒；但朝堂之下呢？朝堂之下却是一泡烂污，行政能力在塌方一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秩序也在这种崩溃中急剧萎缩，最后退化到连一千年以前都不如的地步！

是的，是连一千年以前的秦汉都不如的地步——若以军事而论，则西汉时布警备于四方，朝廷甚至能为驻守边境的底层士卒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而宋明精兵尽数淤积于京城，可皇帝敢摸一摸京城大营的底子么？

而至为惨烈者，还是基层秩序的比较：秦汉之时中央的权力触手可以延伸到亭长一级，即使从而今遗留竹简的只言片语，也可以看出基层官吏在清理地方人口维护法律秩序的兢兢业业；而由宋至明清，朝廷的耳目则迅速自乡里一级收缩，仅仅只在县城中保存象征性的存在感，所谓的“皇权不下乡”正式发轫，华夏基层从此处于空芒一片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种的退缩，保守、溃败，难道能归之于生产力，归之于某一个皇帝么？秦汉时以竹简牛车都可以维持的秩序，为什么偏偏到大宋以后便一败涂地，再也不可收拾？

归根究底，还是南宋遗民马端临那句痛彻心扉的话：“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风气浇漓颓丧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以科举选拔的士人成千上万，也不过只是乏才而劣智的蠢货而已！

如果纵观史论，那么这种因为行政能力匮乏而带来的秩序崩溃，对华夏的戕害简直无可计算。满腹经纶的辩经高手们唯一擅长的只有道德批判，而当现实拒绝按照四书五经的道德运转时，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破口大骂拼命攻讦，然后捂上眼睛视若不见。

所以我们能看到后一千年令人迷惑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皇帝肆无忌惮的凌辱这些只会玩弄嘴皮子的辩经家，毫无节制的扩张皇权；另一面却是朝廷果断抛弃了一切他们那贫弱的能力所不能负担的责任，蜷缩于区区几个大城市之中，真正开始了与乡绅贤达共天下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熟悉的大半封建时代的罪孽，都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辩经家们所创立的。权力厌恶真空，当朝廷的力量彻底从乡野中消退，宗族与豪强便接管了一切；随之而来的，便是宋代以后族权父权与夫权急剧的扩张，以及女性权益的迅速萎缩。乃至于沦为彻底的工具。

秦、汉、唐时，地方的官吏还能主动介入家族的纠纷，以法律稍稍维护妇女的权益；而宋朝以后，朝廷则默认宗族拥有处置族人财产地位来自身家性命的权力，我们熟知的“吃绝户”、“欺寡妇”便堂而皇之，闪亮登场

当然，仅仅默认还不够满足宗族的胃口，至明清两朝，这种摧残、打压与折辱更是抵达了巅峰。士大夫们摆脱了对女性最后的道德愧疚，堂而皇之的将“节妇”、“烈女”定义为了儒学新的规章，开始公然的允许宗族表彰“节妇”、“烈女”；于是族中女人争相求死，而地方县志中的“节烈传”开始迅速增长，终于蔚为壮观，自成一脉。

这是什么？这便是保守僵硬而孱弱的“宋化”——朝廷已然无力维持组织与动员，军事上衰竭得连祖宗疆域都无法维持；于是士大夫一转攻势，开始在女人的节烈贞操上大作文章；一切女人流下的血汗与泪水都因此变得甘美，而士大夫与宗族豪强们举杯痛饮，欢呼着这吞噬着受害者血肉而生的美好时代！

是的，多么美好的时代！虽然士大夫们的行政能力已经溃烂到惨不忍睹，虽然范进与孔乙己们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无法料理。但只要思想肯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后一千年的光阴里，士大夫们一次又一次的将他们无法负荷的权力抛弃于地，任由最堕落最肮脏的势力将权力拾起。

至于孱弱的受害者是如何在豪强的权力下呻吟？那已经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可以说，后世对于文人一切卑劣、无耻、谄媚的印象，尽数来自于后一千年这些德不配位的贵物们。或许单个来看，被科举所拣选的士人都是光鲜亮丽的，甚至个人道德上都未必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但不要忘记，作为秉持朝廷气数的臣工，总荷天下事物的官吏，不作为便是最大最不可容忍的恶——权力空白中无秩序的恐怖，几乎必然要超过权力扩张时的恐怖。

然而悲哀的是，在低能中彼此厮混的士大夫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境地。科举的选拔是一个无可挣脱的恶性循环，被经义道德洗脑的儒学士人已经无力维持宏大的视角了，纵有一二个不世之才，也不过是万马齐喑中一闪而过的流星而已，整个士人群体已经是太无能，太堕落，太颓丧了，即使光辉如于少保张太岳乃至岳武穆，也不过是绝望而痛苦的挣扎而已——他们愈发辉煌，便衬托得整个时代时代愈发的昏暗而又悲惨。

科举……已经无力自我革新了。

到了这个地步，历史所能回应的，也唯有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呐喊了——那是一千年以来，所有被弃如敝屣的节妇、烈女、孤弱者们从血泪中发出的喊叫：

科举必须死，因为华夏需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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