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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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1页）

&ot;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着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你听见了没有?&ot;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着我，眼里蕴藏着无限的爱心和炽热的希望我无法抵挡，更不愿在她眼神里添上焦急和失望我于是启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庄

那天从北京到石家庄一路大雪纷飞，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庄、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个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里突然难受得不行，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返回二姨身边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果然在我走后，二姨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几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决定不上大学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心急火燎，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来向我晓以利害

&ot;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国家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得多过去我一直以为你很想上大学，而&39;文革&39;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我的老战友李在河北省负责招生工作，他说根据你的成绩，你可以进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学，就是北京的大学也没问题可是你现在又说你对此不感兴趣了，你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就想上大学!&ot;

我当然知道，我们厂里不少青年工人也参加了考试，但都考砸了他们开始挺羡慕我，后来有些人说我是傻瓜，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为我着急，认为我的决定大错特错其他人则在背后说古怪他们不喜欢我，我心中有数，但我不予理会

二姨和母亲死后，不少从前我会很在乎的事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包括我在别人眼里是否成功这类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颗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为我感到骄傲或惋惜的人都已离我而去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花4年时间去学那些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呢?就为了换一纸大学文凭吗?我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没有上大学，而是回到北京，住进了二姨的房子我一个人在这儿住小炼和小跃在二姨死后便搬了出去屋子里弥漫着二姨的气息，她的精灵日夜与我为伴

墙上挂了件旧的大衣，那是二姨从瑞士回来后买的，她每个冬天都穿着22年了，外面的蓝棉布几乎变成了黑色，油腻的袖管磨得发亮，里面的皮毛也快磨秃了我将大衣紧紧抱在怀里，一闻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气味，眼中止不住含满了热泪小时候，我从这件大衣的口袋里偷出钱来，等着她像我父母一样数落我这个坏女孩，等到的却仍是爱心和信任她就这样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屉里，在生锈的针和缠在一起的线头中，我找到了一只银质的顶针，这是二姨的陪嫁顶针像一只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针线活儿时把它戴在中指上这顶针跟随了她半个多世纪，几百万的针脚，针头把顶针的小孔连成了一道道槽它们是证人，告诉我二姨以前守寡时如何自食其力，不但养活自己，还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失去两个孩子之后，又把爱心给了我们，特别是给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远走高飞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这间小屋一等就是10年只要一想到假如我们又能团聚，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将会多么幸福和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风中听见她的悲声就是怀着这一憧憬，我离开医院回石家庄去应试，从此我的心将被无尽的悔恨噬啮，一如二姨过去的经历

50年代，二姨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为了帮她的儿子成家，毅然随我们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攒够了钱，儿子却再无缘享用了她当时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也像我这样，感到万般的虚空与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总是徒劳?其实还不单止是徒劳，二姨本来还可以跟她的儿子厮守着，度过最后几年的宝贵时光，我则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后机会，至少我应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守在她的身旁

命运!这就是她的命，这就是我的命!命运残酷无情，跟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做些甜美的梦，然后再用完全相反的现实来讽刺我们我们越是挣扎奋斗，收获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没有放弃过善待别人的爱心

&ot;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ot;

即便是弥留之际，她还怀着深切的希望，对我，对她自己，对她命定见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抚养大，我就是她的亲女儿我应该继续她未竟的希望和奋斗，尽管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希望往往带来一颗破碎的心慢慢地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去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参加了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这次我毋须通过关系走后门，竞争是公平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攻读英语新闻写作我们系设在中国官方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大院内，老师却全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在即使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他们，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细流般渗入我们的心田，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记者，深入查访，披露谎言，让读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免再像我们那样误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气候再度变得寒冷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记者的职业将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沉默，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谎唱高调，要么说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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