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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第1页）

见过几次面后，我的下属给卡德起了个化名，叫超一流。这不意味着已把他当做一名间谍。按照惯常做法，对我们正在秘密调查的人，均以化名称呼。不过根据给卡德起的这个化名判断，我的部下认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笔交易。卡德谈到了将军争取和平运动，表示需要经费公开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影响公众舆论。经过协商后我批准每年资助他们一笔钱款。

这笔钱直接付给卡德。虽然数额有限，但由于该组织人数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补贴，用于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费用。与此同时，卡德还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外国情报局牵上了线，并根据同克格勃人员商讨的结果起草了宣传要点。这一文件确立了该组织活动的基本方针。　　这并不意味着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成员都知道卡德与外国谍报机构的关系，或者该组织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是受了莫斯科或东德的影响。这批将军的所作所为皆出于信念。不过他们的确常常采纳卡德提出的观点。以巴斯蒂安1987年在东柏林接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为例：

采访人：你是否认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发言有助于巩固和平的势头？

巴斯蒂安：是的。我认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只不过目标还不够明确。希望今后再进一步，在本届总统任期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具体的一步：从欧洲撤出核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经费来源，我无法确知。但与卡德关系密切，从一开始就参与筹建该组织的迈恩费尔特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东德安全部插手其间，如果不是知情的话。

自从1992年巴斯蒂安和情妇凯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双双自杀以来，研究人员、朋友和记者围住我不放，追问巴斯蒂安自杀并杀死他的情妇是否与公开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有关。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档案里除了他们访问东德时观察到的一点情况外，没有别的内容。他俩在绿色运动里的一些盟友怀疑涉及他俩的档案已被销毁。对此我想指出，1989年＊月至1990年1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报档案被销毁。据我所知，这批档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间谍或耳目。巴斯蒂安与凯利的档案不属于这一类。1995年12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终不承认他与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有染。死后他以一名研究人员和倡导和平人士留名后世，如愿以偿。

毋庸赘言，不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将军争取和平运动的赞助人至关重要。它的感召力就在于，它既不属于北约阵营，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阵营。卡德最终说服苏联也派一名将军参加这一组织，使它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本组织内其他与本国政府和军队拉开距离的将军不同，这位苏联将军只不过是被抽调来扮演和平将军的角色，因此很不热心。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出名后，东德各部门纷纷争相邀功。尤其令我们气忿的是，昂纳克的女婿，能力不强却靠着家庭背景当上党中央主管对外宣传的头头的法伊斯特告诉东德的这位领导人，成立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是他的主意。

我们试图影响的不只是将军。博姆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反核导弹的示威活动中经常可以在前排看到他的身影。纳粹时期，他曾是柏林一家工厂的厂长。以后不知为什么被东德逮捕，判了10年徒刑。也许是因为他同英国谍报机构一直关系密切的缘故。50年代末，坐了9年牢的博姆被释放出狱，在西柏林定居。每次释放出狱的人名单都给我们情报局送一份。我决定与他建立联系。以后我俩成了好朋友。博姆显然属于传统的自由经济学派人士，性格保守，孤傲。靠着同济会宣扬的正义和平等思想的支撑，他熬过了艰苦的狱中岁月。坐狱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发现自己的看法与书里的观点十分接近。对我和其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十分尊重，但自己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65年，博姆以西柏林地区的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联邦议员。此后，他与当时任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密切合作，在反对冷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负担了他的议会办公室的费用。他向我们提供了自由民主党内的情况以及勃兰特根据东方政策与波兰和苏联签订的条约详情。这些消息与派驻外国的外交官了解到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可当时东德在波恩没有外交机构。博姆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赞成勃兰特打开与东德的关系并支持1972年签署的承认两个德国的基本条约。根舍抛弃社会民主党人，率领他的不左不右的党转而支持科尔时，博姆拒绝跟着转舵。我们为了不失去自由民主党的这条内线，力劝他跟根舍走。可他不肯放弃原则，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它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成立后不久即宣告解散。当博姆开始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时，他随即失去了情报价值。我们知道西德的反谍报机构今后会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不管怎样，博姆当初是靠着我们的资助才爬到这个显赫的地位。我们相信他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1987年9月2日，他不幸逝世，享年92岁。

许多人真诚支持过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并在反对核威胁的斗争中受到它的启发。倘若有人问我是否对利用了这一部分人感到后悔，我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这件事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忽然良心发现。将军争取和平运动不是我们发起的。面对白热化的军备竞赛日益升温，一些军人不无道理地担心军备竞赛会失去控制，于是成立了这一组织。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向他们提供了部分经费，指导了一下工作。当时广大公众普遍对军备竞赛感到担忧。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他们采取这一立场完全是正直的举动。对这些不顾自己周围军官的愤怒以及亲朋好友和家人的反对，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我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不待言，80年代初核大战阴云密布的日子里，我们中间谁也没想到这场军备竞赛的终结不是伴随着核爆炸的一声巨响，而是苏联解体的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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