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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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鉴于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处心积虑地阻挠我们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一方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暧昧的做法。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做辩解，1989年才从梦中恍然惊醒。有些人称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弥天大谎之上。我仍无法接受他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种种托辞之上的。

我接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后，乌布利希直接领导我们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1953年春天时，我们局已归威廉。蔡瑟领导。蔡瑟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阅历丰富，是一位受尊敬的东德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中国执行过秘密使命。西班牙内战时，他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旅长。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换言之，他放手让我开展工作。每周他只给我一小时汇报工作。还没等我讲到存在的问题，时间就到了。他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正在主持编辑新德语版列宁选集。他更愿意讨论这部选集的翻译问题，而不是听我汇报。他的写字台上通常堆放着这套选集的翻译手稿，而不是我们递交的情报。

1953年的复活节刚过去不久，我上任后的第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我们局内经济情报处的官员克劳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个叛逃的东德情报官员。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火山事件。我个人受到沉重打击。我由此意识到，新组建不久的外国情报局的安全还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克劳斯选择了一个假日周末叛逃，一连几天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西德反谍报机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掌握的潜伏在西德境内的东德间谍的一切情况，并动手将他们逮捕。而我们仍未意识到他们处境危险，更不要说想办法营救他们了。西德副总理弗朗茨。布吕歇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克劳斯提供的情况，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间谍。他这是夸大其词。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情报官员了解我们在一个敌国内如此多的间谍的真实身份。原来西德反谍报机构为目己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手舞足蹈，极度亢奋中误捕了一些无辜的商人。这些商人与东德有生意往来，可根本不是什么间谍。

克劳斯的背叛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至少6名卓有成效的间谍落入敌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片人，在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为我们搜集情报。桑代克出身于显赫的汉莎家族。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打入汉堡有权势的政治经济圈子里。克劳斯叛逃时他并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一个小圈套使他落了网。西德反谍报机构给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妈病重的电报。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他回到东德，在我们这一边重新操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蔡瑟温和地责备了我一句：&ldo;米沙，你还太嫩了点。&rdo;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彻底整顿了情报局。物色合适可靠的人选是一件费力耗钱的事。调查这些人选的政治可靠程度、社会关系和性格需要时间。我们寻找的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祖国和我们的事业献身。至于潜伏的间谍人选在西德是否有亲戚我们并不在乎。这同总部工作人员的征聘政策完全不同。后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海外关系。实际上，未来的间谍在西德有亲戚不是坏事。他们可以借此直接进入联邦德国，无需经过难民营。

管一个间谍的训练由以后直接管他的人亲自负责。如果要搜集的情报涉及科技方面，还要对他进行特别培训。在西德潜伏下来后，我们的间谍一般先找一份体力活悄然干上一段，为以后在西德寻求职业上的更大发展做铺垫。因此，我们更喜欢会一门手艺或在某一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候选人。几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国外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机构或我们感兴趣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卡尔斯鲁厄和汉堡的联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兰克福的美国人建立的巴特利研究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国分公司，以及德国大化学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尔。考虑到一旦反对德国军事化的浪潮过去之后，西德的武器制造商早晚会恢复军工生产，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尔科这样的公司里也安插了人。

我们的人有的打入了绝密部门，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还利用两个德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官方和私人交往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弹及生物化学武器的危险忧心忡忡。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原子弹产生的后果深感震动。这批人尤其是我方间谍的重点发展目标。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东欧各国领导层内人人自危。我和众多崇拜斯大林的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也感到迷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现在他不在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实在难以想象。

乌布利希把宝押在斯大林身边的极端保守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在这场权利角逐中获胜。为讨好新的苏共领导人，他顽固地推行他的&ldo;加快社会主义建设&rdo;的政策，即高税收，紧通货的政策。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业的发展，并把个体企业者推向破产。突然发起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还给大农场和农业企业造成了损害。宗教活动进一步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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