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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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点燃市井谈资的，是那些娱乐小报和八卦周刊。它们的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内容也更加大胆泼辣：

《独家深扒：阮苏叶九龙往事——从单挑青帮到执掌秩序，她的传奇不止于此！》

《赌王千金缺席，伍星河豪门梦碎？细数叶家订婚宴上那些“不见”的人！》

《煞神还是救星？细数叶大小姐香江风云录！》

《龙凤胎？姐弟恋？叶家关系终极解密！》

这些报道用半真半假、绘声绘色的笔法，将阮苏叶在九龙单挑青帮赌场、整顿秩序的事迹描绘得如同现代武侠小说，称其为“穿着礼服的煞神”、“九龙的无冕之王”。

对于伍星河家族的境遇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直言其“失道寡助”，“连襟兄弟”刘楚两家覆灭，昔日倚仗的岳家赌王也似乎与之划清界限，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竟双双缺席，预示着伍家正在被顶级社交圈边缘化，豪门梦碎已成定局。

关于叶家姐弟的关系，也引发了各种猜测，虽然最终澄清，但也足见其话题度。

豪门恩怨本受欢迎，更何况是涉及阮苏叶。

在庙街喧嚣的大排档，在中环匆忙的茶餐厅，在北角嘈杂的街市，人们的热议更是持续了数日不绝。

“睇到未？报纸讲嘅叶大小姐！就系佢，当初一个人打趴成个青帮！金蛇赌场啊，几巴闭，一夜之间就玩完！”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汉子咬着菠萝包，唾沫横飞。

“对啊，之前那个‘女王荣耀号’，刘楚两家跟全军覆没也差不多了！叶家够胆识，够煞气！”旁边一人附和道，眼神里带着敬畏。

“伍家倒霉了？！哼，睇佢哋以前几威风，宜家连叶家嘅门槛都摸唔到！个伍星河，笑面虎一个，抵佢有今日！”对于失势者，市井从不缺乏踩上一脚的兴致。

然而，议论声中，更多了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情感。

“讲真，自从叶大小姐闹过以后，九龙真的不一样了。”一个在庙街摆摊的阿婆慢悠悠地说，“以前呢度几乱？收保护费、打架、拐细路哥……宜家？瘦猴哥佢哋管住，虽然都系收‘管理费’，但系真系有做事！街道干净咗，有些地方夜晚行路都安心啲。我这种小生意，起码不怕被人砸档口。”

“系啊系啊！”

另一个卖山寨电子表的摊主接口，“饕餮帮……哦，宜家叫九龙建设公司，佢哋搞咗咩‘小额贷款’，利息比之前青帮放数低好多！我上个先借咗笔钱入货，手续快，又唔会逼到人跳楼。”

“仲有啊，你睇吓个‘东方奇境’游乐场，起紧啦，请咗几多本地工人？我个仔就在里面做电工，工资几好噶！”一个建筑工模样的男子自豪地说。

“叶家做事，系手段硬，但系有规矩啊！唔会好似以前青帮咁乱嚟，专门欺负我哋呢啲升斗小民。佢哋搞嘅系大生意，系同鬼佬、同那些大家族斗。对我哋来讲，反而觉得安心啲。”

一位戴着眼镜，看似是教书先生的人总结道。

阮苏叶和叶家，通过雷霆万钧的实力和某种程度上“侠以武犯禁”却最终导向秩序重建、民生改善的行为，尤其是在整顿九龙、打击旧有恶势力、提供新的就业与发展机会方面，赢得了香江底层市民一种混杂着感激、敬畏与拥护的复杂情感。

“大小姐”这个称呼，在坊间渐渐带上了一层传奇乃至守护的色彩。

当然，也并非没有杂音。

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精英，或与旧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私下会批评叶家手段过于霸道，阮苏叶行事不循常法，担忧香江的“法治精神”受到挑战。

但在大势面前，这些声音显得微弱而谨慎。

相较于香江媒体的沸反盈天，大陆方面的报道则显得沉稳、正式得多。

在订婚典礼过去几天后，《人民日报》及一些重要报刊，在不太显眼但也不偏僻的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

《我杰出青年科学家叶玄烨与阮苏叶同志在港举行订婚仪式》。

《爱国爱港，情定香江——叶玄烨、阮苏叶订婚典礼展现人文交流新篇章》。

报道强调叶玄烨作为归国科学家的身份及其对国家科技事业的重要贡献，提及阮苏叶时则用了“优秀青年”、“清北大学职工”等正面称谓。

第146章越来越严重的下岗潮……

相较于香江媒体的沸反盈天，万里之外的燕京，阮家所在的吉祥胡同，却仍沉浸在一片由时代变迁带来的、令人喘不过气的低气压中。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如同无形的巨浪，终于狠狠拍在了阮家这座看似稳固，实则早已风雨飘摇的小船上。

阮家堂屋，气氛沉闷得能拧出水来。阮父阮国栋闷头抽着廉价的“大前门”卷烟，辛辣的烟雾缭绕不散，却丝毫驱不散他眉宇间越聚越浓的愁云。

他所在的国营厂，效益连年下滑，机器轰鸣声日渐稀疏。

最近厂里风声鹤唳，上面传来了要“优化人员结构”、“减员增效”的消息。

像他这样年过半百、技术不算拔尖、又没什么背景的老师傅，无疑成了最先被“优化”掉的对象。

“爸，您不是还能办退休吗？”

大儿子阮建国搓着粗糙的手掌，眉头紧锁，试图在绝境中找出一条生路，“我托人打听过了，您这工龄，要是能办内退或者病退，虽然钱比正式退休少一截，但好歹每个月有个固定的进项，是个保障。”

阮母在一旁用旧抹布反复擦着已经掉了漆的桌子，唉声叹气：“退休？说得轻巧！那也得厂里肯给办、有钱给办才行啊！现在厂里账上穷得叮当响，说是要办退休的，都得自己先补一笔钱进去，算是什么‘工龄买断’还是啥的！咱们家……咱们家哪来那么一大笔钱？”

她说着，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墙角那个上了锁的旧木箱，那里装着家里仅有的那点压箱底的钱，是为突发状况准备的，动不得，也远远不够。

阮建国自己的处境更是艰难。他所在的厂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车间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老师傅在维护设备。

工资已经拖欠了两个月，工友们私下里都在传，厂子很可能撑不过今年，不是被南方来的私人老板兼并，就是直接宣布破产清算。

他还有两个女儿要养，春妮和盼儿，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学费、书本费、吃饭穿衣，处处都要钱。

妻子王秀芹所在的街道食品厂倒是侥幸躲过一劫，被一个有点门路的私人老板合并了，改成了生产什么“方便面”的车间，但工资也大不如前，活儿却多了几倍，而且随时面临被更年轻、手脚更麻利的女工取代的风险。

“唉，我这厂子……怕是也悬了。”阮建国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力，“上面透了口风，两条路：要么拿一笔钱‘买断工龄’，自谋出路；要么就等着‘安排’……可安排又能安排到哪去？还不是些没人愿意去的苦累岗位，或者直接打发到街道等着。”

他说着，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涩意。

当年，他正是顶替了本该属于大姐阮苏叶的工作名额，才得以留在城里。那是个相对轻省的文具厂统计员的岗位，更适合心细的女孩子。大姐当年……是不是就因为失去了这个机会，才被迫下了乡，一去十年？

若非这些年靠着那点小聪明和这些年勉强维系的人情关系上下打点，恐怕他早已经在第一批“优化”名单里。

如今想来，这顶替来的“铁饭碗”，终究是有些烫手，也有些不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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