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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ldo;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rdo;。

10月中旬，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重新确定&ldo;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rdo;的宗旨。

12月10日，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说，辛亥革命15年来，在军阀统治下，&ldo;检查稿件，封闭报馆，没收印刷品，扣禁记者，举凡摧残言论出版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新闻界从未尝有全部屈服之必须&rdo;。&ldo;在每一高压时代，至少也有一二报纸，挟其锋利之笔，以与恶魔挣扎奋斗。&rdo;

12月31日，北京《晨报》在《本报紧要启事》中透露，30日晚接到命令，每晚发稿前必须先送警厅检查。

这一年，谢福生在上海创办英文《公论报》，孙传芳在江西吃败仗，他在孙的照片下题了&ldo;thesettgsun&rdo;，译成中文就是&ldo;崩溃的孙传芳&rdo;。孙大怒，将他从公共租界逮捕到龙华护军使署，将执行枪决，幸得上海日报公会史量才等立往说情，才免一死。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日历几乎被鲜血所染红。

北伐军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翘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ldo;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rdo;，不料&ldo;四一二&rdo;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发行10多万份、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如实报道了&ldo;四一二&rdo;的详情，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这一天午后，上海宝山路上再次发生&ldo;空前之屠杀惨剧&rdo;，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的群众开枪，&ldo;伤毙至百余人&rdo;，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

第二天，目睹了这一&ldo;灭绝人道之暴行&rdo;的七位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发出愤怒的抗议，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在黑云压城，到处都是杀戮的日子里，七位来自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ldo;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rdo;《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因此他们&ldo;万难苟安缄默&rdo;。郑振铎、胡愈之为此亡命欧洲数年。

众所周知的还有，在蒋介石的&ldo;革命&rdo;面纱没有完全撕开之前，郭沫若洞悉幽微，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举世震惊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此付出亡命日本十年的代价。7月8日，茅盾坚持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抗议社论才转入&ldo;地下&rdo;。

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夏衍说：&ldo;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lso;抗议信&rso;，二是郭沫若写的&lso;请看今日之蒋介石&rso;，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rdo;

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知识分子为&ldo;四一二&rdo;惨案之抗议信

早在1月16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治下的北京，张慰慈给远在异国的胡适写信就说，&ldo;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of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rdo;

到了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ldo;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rdo;

北京《妇女之友》半月刊于3月下旬被取缔，张挹兰等被捕；4月7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28日，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张挹兰等20多人同时绞死。张友鸾曾在《世界日报》发表《莫谈国事》的文章，以示抗议。

4月，着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广州狱中被杀。7月，赵世炎、陈延年在上海被杀。12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创办人詹大悲在武汉被杀。无名青年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从&ldo;四一二&rdo;到&ldo;七一五&rdo;，蒋介石们以各种神圣而动听的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那个花照开、草照绿的春天和夏天，淹没了无数青年男女如花的面容。整个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武汉，整个华夏大地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真可谓&ldo;杀人如草不闻声&rdo;。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当会发出&ldo;南与北，新军阀与旧军阀不过一丘之貉&rdo;的浩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头，我们还是听到了郑振铎等出版人来自人性本身的声音，听到了张季鸾、周作人、郁达夫等报人、学者、作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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