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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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赋闲在家的杭州籍官员张濂在痛定之余，上言时事。他说：&ldo;下臣本是杭州人氏，在家闲居五年，颇知海寇始末。开始因为海禁特严，导致倭寇猖獗。而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因循苟且，玩忽职守，养虎贻患。&rdo;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对策：&ldo;一日重军法之严以振积弱之气；二日招民兵以收必胜之功；三曰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rdo;张濂就第三项对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ldo;夫海市乃传统旧制，原非本朝创设，如果濒海之军卫坚固依旧，市舶司也无害民之处。只因武备日弛，难以应变，而海禁渐严，倭人乏食，这才是海寇猖獗的真正原因。如果军民训练有素，严阵以待，倭寇掳掠则有性命之忧，必转而从事货物交易。然后渐开海市，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rdo;

张濂所言道出了明代中叶&ldo;倭患&rdo;猖獗的原因所在，提出的应对措施如在大力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恢复海市以疏散从寇的平民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他的上书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单纯的武力镇压仍旧在进行，而由此引发了更为严重而复杂的混乱，其危害甚至超过了&ldo;倭患&rdo;本身。如赵文华奉命祷祀海神，并督察沿海军务。他到浙江后，与总督张经发生摩擦，于是暗中连疏弹劾。张经虽取得王江泾大捷，但仍被逮至京师，下诏狱处死。胡宗宪继任总督后，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曾派人前往倭砦谈判。结果。&ldo;倭寇&rdo;方面提出&ldo;重开贡市&rdo;的要求，胡宗宪据实向朝廷反映，因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而未果。

胡宗宪虽先后诱杀&ldo;倭寇&rdo;头目徐海、王直，但引起了其同党的疯狂报复。同时，明朝政府徵调全国各省之兵参与平乱，江、浙、闽、广各省加派粮饷，当地士民苦不堪言。外省之兵往往临阵畏避，却勇劫民财。沿海居民怨声载道，不堪敲剥凌虐的百姓纷纷投入&ldo;倭寇&rdo;的行列。据载：&ldo;自后，闽、浙、江、粤之人，皆从倭奴（即日本国人），然大抵多华人，倭奴仅十一二。&rdo;而这些从倭的华人一般被称为&ldo;奸民&rdo;。福州长乐人谢杰在其所著《虔台倭纂》中对这种&ldo;奸民&rdo;的活动作过细致的描述，他说：倭寇对于闾阎人家的贫富和衙门府库的虚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必有内线为之耳目。倭寇进犯之时，&ldo;千人四布，无一人知，鸣号而起，须臾毕集&rdo;，声东击西，处处得手，定有窝藏指示之人，这些人无疑就是&ldo;我之奸民&rdo;。另据明人万表《海寇议前》记载，当时&ldo;倭寇&rdo;甚至受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如&ldo;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铳，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rdo;。&ldo;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rdo;

这些沿海居民对所谓&ldo;海贼&rdo;的支持与欢迎，在于交结&ldo;海贼&rdo;可获厚利。由此可见，这些所谓&ldo;倭寇&rdo;在与明朝官军武力对抗之时，依然从事着贸易活动，并非一味烧杀抢掠。只是在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下，这种贸易属于非法的范畴，原来的商人便转化为官军围剿的&ldo;海盗&rdo;或&ldo;倭寇&rdo;，显然，这种&ldo;商&rdo;与&ldo;盗&rdo;之间的转化，其关键就在于明朝政府是否实行海禁。当时有识之士明确指出：&ldo;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rdo;这些所谓的&ldo;海盗&rdo;打出&ldo;倭寇&rdo;的旗号，正是为了与明朝官府进行对抗，以保护自己的贸易活动，即&ldo;商人转化为强盗，只有成为强盗才能继续经商&rdo;。

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从其执法的主要依据‐‐《大明律》的条文来看，大明王朝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大明律》明确规定：&ldo;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rdo;，&ldo;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rdo;。另外，《大明律》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大船，而没有这种船只，是不可能出海的，私自携带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甚至帮助与交结这种违禁海商的平民也要充军发配。也就是说，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的，更不用说与外番交易了。而那些私自下海与倭人交易者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他们都是明朝官军可以逮捕法办的重罪犯。为了继续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只有铤而走险，武力抵抗。

然而客观贸易需求是无法遏制的，丰厚的交易利润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严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贸易有利可图。当时人形象地描述道：&ldo;片板不许入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rdo;如嘉靖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ldo;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rdo;可见，这些海盗抢掠之物也并非仅为自己享用。而是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这恐怕是与一般强盗大不相同之处。据郑晓所著《吾学编》的记载，当时所谓&ldo;倭寇&rdo;成分相当复杂：&ldo;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rdo;等等，其中不乏落魄的文士书生，因而能即兴留下采九德看到的那样的精彩诗篇，由此可见，明代所谓&ldo;倭寇&rdo;大都为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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