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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凡间何其苦（第1页）

1812年，清朝嘉庆十七年，中国大地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在南方湖南的一个偏远山村，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但在这一片宁静的乡野之中，生活着的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也再艰难不过的农家。

湖南北部在前些年，白莲教起义的时候受到严重破坏，大量人流离失所，不得不在异地求活。

这户一户非常普通的人家，住在几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得发黑。屋墙是用黄泥和稻草混合夯成的，冬不保暖，夏不隔热。屋内陈设极为简陋：一张用几块木板拼凑起来的床，上面铺着破旧的稻草和一床补丁摞补丁的粗布棉被；一张歪斜的小桌子，两三条粗糙的木凳；墙角堆放着几只开裂的陶罐和一捆捆干柴。这就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全部家当。

这家的当家人叫李大山，四十来岁，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佃农。

五年前逃难来到这里后，他和妻子阿秀靠着租种村里地主的两亩薄田为生。那地不是好地，土质贫瘠，又常常缺水，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却只够勉强糊口。遇上雨水不调的年景，甚至颗粒无收，只能靠借粮度日，债务却越积越多。

他们的大儿子小虎，今年十岁，本该是上私塾读书的年纪，可家里连一文钱都拿不出来，只能每天跟着父亲下地，或是去山上捡柴火、挖野菜。小虎长得瘦小，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和坚韧。他知道，家里穷，自己早早就得当个“小大人”。

他们的小女儿才五岁，叫丫儿，瘦得像只小猫，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裳，赤着脚在泥地里跑来跑去。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她常常生病，家里却连请郎中的几文铜钱都拿不出，只能靠阿秀熬些草药汤给她喝，听天由命。

这一年的湖南，天气并不算好。春末夏初雨水偏多，田里的秧苗被水淹了一片；到了夏末，又连续干旱，稻谷长得矮小干瘪，眼看着又是一个歉收的年份。李大山愁得整夜睡不着觉，地租却不能不交，那是地主老爷立了规矩的，不管年成好坏，都得按原先说好的交。交不上，轻则挨骂受辱，重则田地被收走，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阿秀是个勤劳又坚韧的女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水做饭，喂鸡，然后下地帮着丈夫干活。晚上，她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破衣裳，或者挖些野菜，准备第二天的吃食。一家人一日三餐，大多是稀粥加野菜，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掺了少量糙米的饭，更别说吃肉了，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油腥。

邻居们也都差不多，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互相帮衬着过日子。谁家有点红薯、芋头，都愿意分一点给更困难的邻里。但即便如此，生活的重担依旧压得每个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个普通的湖南农家，没有人谈论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住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更不知道欧洲正在爆发拿破仑战争，美国正与英国交火。他们只知道，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天黑透了才能休息；只知道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地租能不能交上，孩子会不会挨饿生病。

这就是1812年，中国湖南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真实生活——平凡、艰辛、默默无闻，却又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顽强地活着。

二月的一个黄昏，村口老槐树下，几个汉子正蹲着抽旱烟，闲聊着今年的收成和田里的活计。忽然，从村东头快步走来一个中年汉子，名叫李大河，是村里少数去过广州府贩过货的人，平日里也算见多识广。

他一屁股坐在树下，神情有些激动，烟也不抽了，开口便道：“你们听说了吗？广州府那边，有人正在招人，说是去……去澳洲！”

“澳洲？”周围几个村民都愣住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围了过来，“那是啥地方？”

“听说是海外极远之地，比南洋还远，听说那地方地广人稀，遍地是荒地！”李大河压低了声音，却掩不住兴奋，“有人在那边招工，说是愿意去的，包吃包住，到了地方，还分地！每人能分一百亩！”

“一百亩？！”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

“你莫不是听错了？一百亩那得是多少地啊！”村里的老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

“我亲耳听到的，是村口王铁匠的侄子，前些日子刚从广州府回来，说他亲眼见着告示，也听人宣讲，说那边地多得没人种，谁肯去开垦，就给谁地，真真是白给！”

“一百亩啊……”村里的张老三喃喃道，他家里五口人，守着两亩薄田，年年不够吃，若有一百亩地，那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那他们为啥要招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有人疑惑地问。

“说是那边离大清远，官府管不到，地都是新开的殖民地，缺人开荒种地，所以愿意给咱穷苦人机会。”李大河解释道，“而且，他们说只要签了契约，包你过去，还管路上盘缠，到了就分地！”

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都炸开了锅。一百亩地，那是什么概念？在湖南，在这穷山沟里，一家能有半亩良田，就是上等人家了。一百亩，那简直是当上了地主老爷！

人群里，有个年轻人叫刘满仓，三十来岁，家里兄弟三个，守着三亩薄田，年年累死累活，还填不饱肚子。他听得心潮澎湃，回家就跟爹娘和两个弟弟商量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刘家就传出了消息——他们决定：收完这一季的稻子，就动身去广州府！

“我有个远房表叔，在广州十三行里当伙计，这些年有书信往来，”刘满仓对村里人说，“他认识那招工的船行老板，能帮我们安排！只要到了广州，就能上船去澳洲！”

这话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村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村口、晒谷场、井台边，都在议论纷纷：

“真有这等好事？一百亩地，那可是能当财主啊！”

“可那么远，海上风浪大，去了还能回来吗？”

“听说那边是番邦异国，言语不通，风俗不同，去了能习惯吗？”

“可不去，一辈子就困在这两亩地里，吃不饱穿不暖，何苦呢？”

村里的老人们忧心忡忡，说海外凶险，祖祖辈辈没听说过谁漂洋过海还能衣锦还乡；但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家里穷得叮当响、年年盼着翻身的，却一个个心痒难耐，眼里放光。

“百亩地啊……”村口的王寡妇一边纳鞋底，一边念叨，“要是真能分到一百亩地，我儿子就不愁娶不上媳妇了。”

“我娘说，她年轻时候，村里有人去南洋，几十年没回来，谁知道是富了还是死了。”老李头抽着旱烟，神情复杂。

但不管怎样，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池塘，在这个贫困的山村里激起了层层涟漪。人们议论着、梦想着、怀疑着，也期待着。

或许，这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传闻；或许，那广州府的招工不过是骗局一场；但对于这些祖祖辈辈困在土地里、渴望改变命运的穷苦人来说，那一百亩地的传说，却如同黑夜中的一束光，点燃了他们心中沉寂已久的希望。

收完这一季的田，刘满仓一家真的在收拾行囊，准备远行。

村里的许多人，都在纠结，

——百亩地，那是一个多么美的梦啊！

田里的稻子已经收了大半，剩下几垄零星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像是不舍这最后的秋光。李大山蹲在自家门前，目光却早已飘向了远处起伏的青山之外。

屋里，阿秀正忙着给两个孩子缝补衣裳。大儿子小虎，今年十岁，乖巧懂事，正蹲在灶前添柴火；小女儿丫儿，才五岁，趴在门槛上玩着几颗捡来的石子，时不时抬头喊一声：“爹！饭快好了！”

李大山叹了口气，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泥土，走进屋里。

“阿秀，”他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低声说道，“我几个月前，听人说……广州那边，有人在招人，要去……去澳洲。”

阿秀手上缝衣的针一顿，抬起头，眼里满是疑惑：“澳洲？那是啥地方？咋从来没听说过？”

“听说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海那边，比南洋还远。”李大山搓了搓手，语气里透着一丝兴奋，又夹杂着犹豫，“可人家说，那地方地广人稀，荒地多得很，谁愿意去开荒种地，就分地！一人能分一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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