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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5章 后周郭威 来自底层皇帝的仁政上（第1页）

五代十国，皇帝走马灯似的换，百姓的日子过得像坐过山车——只不过从来没有上坡，只有下坡。

但就在这个烂透了的时代，一个叫郭威的人，当了三年皇帝，干了三件事，就让北方的天，亮了一下。

一、一场关于牛的荒诞剧

先讲一个故事。

后梁开国皇帝朱温，打仗是一把好手，抢东西也是一把好手。有一年他打淮南，抢了上万头牛，大手一挥：分给东南各州的农民！百姓感恩戴德，以为天上掉了馅饼。

然后朱温说了下半句：每年交牛租。

百姓想了想，也行，毕竟牛是人家的，交点租子天经地义。

问题是，牛会死。

牛死了，租子不会死。几十年过去，朱温分的牛早就投胎了好几轮，但牛租还在——每年照收不误。你家的牛死了？关我什么事，租子照交。你没牛了？那是你的事，朝廷的租子不会因为一头牛的死亡而消失。

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的手机分期付款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早摔成渣了，但每个月的话费还在扣，而且要扣一辈子。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

后汉时期，牛皮的管制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牛皮是造盔甲的战略物资，所以朝廷规定：民间所有牛皮必须上交官府，私藏一寸者，杀。

一寸。杀。

你家牛病死了，你剥下皮想留着补双鞋，不好意思，杀。你邻居家牛老死了，你帮忙剥了皮，想拿去集市上换点盐，杀。你走在路上捡到一小块牛皮，还没来得及高兴，官府的人已经在敲门了。

这叫什么？这叫“牛死了，人还得陪葬”。

后汉的税法还有一个配套套餐。朱温当年抢来的牛，分给农民的时候连田一起分了，叫“营田”。这些营田户不归州县管，归户部直接管，自成一套体系。听起来像是编制内？恰恰相反，这些营田户就是国家的农奴——身份不自由，田地不能买卖，耕牛死了要赔，农具坏了要自己修，但税赋一点不少。

说白了，这就是披着“屯田”外衣的农奴制。

州县官员看到这群营田户就头大：管不了啊，人家是户部的人。有些营田户里的富户，家里壮丁一大堆却不服徭役，甚至还窝藏罪犯，州县衙门根本插不上手。

这套制度运转了几十年，所有人都知道它烂透了。但所有人都在等，等一个愿意动刀子的人。

二、一个泥腿子出身的皇帝

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当了皇帝。

郭威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出身贫寒，小时候父亲被杀，母亲带着他四处投亲靠友，在潞州常家寄人篱下长大。十八岁从军，靠着一身蛮力和不怕死的劲头往上爬，最后爬到了皇位。

但他跟其他从底层爬上来的皇帝不一样。很多人穷怕了，一旦翻身比谁都贪。郭威属于另一种——他穷过，所以他记得穷是什么滋味。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郭威带兵打仗的时候，路过一家旅店，旅店老板对他不太客气。他的手下气不过，想收拾老板。郭威拦住说：人家开旅店，迎来送往，凭什么对我特别客气？我又不是什么贵人。

后来他当了皇帝，路过同一家旅店，老板吓得跪在地上抖。郭威笑着说：起来吧，你当年没看错，我确实不是什么贵人——只不过运气好了一点。

郭威曾经对身边的臣子说过一句话：“我亦长于民间，怎不知营田弊政呢？”

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别跟我扯什么祖宗之法，我就是从泥巴地里爬出来的，那些破事我比你们清楚。

所以当知青州的张凝上书建议废除营田务的时候，郭威没有装聋作哑。阁门使张凝在奏折里详细列举了营田制度的八大弊端，恳请朝廷“宜降指挥，并从改正”。户部侍郎李谷也在朝会上站出来说：“陛下，营田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三、朝堂上的那场对话

广顺三年正月，一场决定三万多户百姓命运的对话在朝堂上展开。

李谷端坐在阶下，条理分明地汇报：“臣查过账目，户部的营田佃户苦于弊政，根本不用心种地，营田税课能收上来的其实不多。不若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等依旧不动，其余薄田割给州县，庄桑舍宇、牛犊农具分赐佃户，以为永业。”

郭威听完，没有马上说话。

他太了解这件事了。朝廷穷，打仗要钱，养兵要钱，哪一样不需要银子？如果把营田全分出去，短期之内税收肯定减少。

但郭威想得比这远。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良田不必发卖，尽赐与户。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呢？”

意思是：别卖地了，全分给农民吧。好处给了百姓，跟给了国家，有什么区别？

李谷大喜，连忙起身下拜：“陛下心系万民，臣惭愧。”

郭威摆摆手：“你乃计相，为国谋财是你的职责，不必惭愧。”然后他顿了顿，说了一句让满朝文武都没想到的话：“改日你写个奏疏呈上来，由朕下诏，着有司实施。”

就这么定了。

没有扯皮，没有“再研究研究”，没有“此事需从长计议”。一个从泥巴地里爬出来的皇帝，用最朴素的方式，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四、牛皮那些事儿

营田的事定了，还有牛皮。

前面说过，后汉时期私藏牛皮一寸就是死罪。郭威决定把这个荒唐的规定也改掉。

李谷提出了一个方案：把牛皮税按田亩均摊，每十顷地每年交一张牛皮，多余的牛皮允许百姓自用或者买卖，只禁止卖给敌国。

有人反对：“陛下，牛皮是军需物资，放开买卖，万一流入敌国怎么办？”

郭威的回答很直接：“民间日用，实不可无。牛死了，皮总要有个去处。你不让他卖，他偷偷卖，还不如堂堂正正地卖，收点税就是了。”

于是新法出台：民间应交牛皮三分减二，每十顷田税取一皮，其余的牛皮，百姓可以自己用，也可以买卖，只禁止卖给敌国。

这道政令一出，效果立竿见影。以前百姓家里牛死了，皮不敢留，偷偷摸摸埋了或者扔了，白白浪费。现在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去换钱换粮，对农家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郭威这个牛皮新法，不是简单的“放开不管”，而是“有管有放”——军用牛皮照征，但总量大幅减少；民用牛皮放开，但设了“不得卖给敌国”的红线。这种精准调控的思路，在五代那个要么全禁要么全放的粗暴年代，简直是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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