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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虽然赵竑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ldo;叛贼&rdo;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竑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竑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端平更化：有名无实的中兴之梦

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竑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

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ldo;后妃不得干政&rdo;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宝庆元年上元节，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ldo;意颇疑怒&rdo;，然后拂衣而去。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ldo;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rdo;母子于是和好&ldo;如初&rdo;。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ldo;后权&rdo;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ldo;姑置卫王事&rdo;，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ldo;赫然独断&rdo;，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ldo;端平更化&rdo;。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ldo;三凶&rdo;首先被贬斥出朝。&ldo;三凶&rdo;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iddot;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ldo;端平更化&rdo;称为&ldo;小元祐&rdo;。不过，&ldo;端平更化&rdo;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ldo;所请之事无一施行&rdo;，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ldo;端平更化&rdo;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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