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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行街遇蛮（第2页）

孟干站在人群中央，胳膊和前襟都是溅到的鲜血，手里的匕首还在滴滴答答。那些眼见主人死亡的扶严夷兵，竭力嘶吼着怒骂，挤成一堆互相推搡，却谁也不肯向前。反倒是晋朝的官吏和护卫，因为责任心使然，手执兵器将杀人者围拢起来，准备擒拿或斩杀。

“我乃大晋的将军，格杀助贼的蛮夷，乃是理所应当的事！你们这些端坐京城、享受太平的家伙，谁敢放肆上前？”孟干使出了十足的音量，用血手指着人群转了一圈，彻底威慑住对方。继而他顿了顿，指示道：“事情发生在京城，尔等没资格评判，去请陈县令来！”

众人犹豫观望，不知道是该一拥而上，还是依言而行。

“去唤陈县令。”吕雅叹着气，声音沙哑地吩咐道。

官吏们有了主心骨，立刻行动起来。几个人向洛阳县廨的方向跑去，其他人则继续困住孟干，只是脚步不约而同地后退了，以给出适当的安全距离。在这短暂的冲突后，梁定已经彻底死亡了。

对于孟干来说，他特意混迹此处观察许久，摸清了梁定的日常动向，为的就是今天的极端报复。然而杀人不是目的，他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于是乎他高高举起匕首，当众抛向了吕雅的脚下，以示意不再有攻击性。接着他问同乡流民，索要来了干净的衣服和水盆，很快就换洗停当，并把污浊的水倾倒在梁定的身上冲刷，吓得围观者又纷纷倒退。

初步收拾后，他微笑着把手擦了擦，再度叉着手望了望地上的尸体，又环顾着四周看热闹的人群。这里大部分是西南流民，此外还有些本地的郊野农夫，自然还有出入洛阳的商贾行人，鱼龙混杂。吸引足了目光后，他回忆起张轨为他拟就的措辞，再三清了清嗓子，声情并茂地倾诉起来。

“我是孟干，和你们一样的南中人。永昌的哀牢山，建宁的古滇池，我们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只是百业有分工罢了。”孟干自我介绍着，有些地方忘了文雅的措辞，或者遗漏了片段，直接用口语讲述：“交州军兴，我跟随者数任将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征战于南海之畔。”

“原来是这样。”不少逃难者深有感触。

“吴国人侵犯交趾，我们在那边坚守了整整八年，为的是什么？自然是身后的家乡可以太平，父老能够安居。”孟干伸出手指，回忆起从戎的点滴：“故而我们不怕以寡击众，不畏高山猛兽，不在乎富贵死生，只是拼尽了力气与敌人作战，以避免烽烟燃烧向故邦。”

“将军是好样的！”在场者尤其是南中人，油然敬佩。

“可是呢，这个梁定所在的扶严夷，就是个吃里扒外的恶贼！他们领着晋朝的赏赐，答允出力相助，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了个背信弃义的倒戈！正是因为此贼的加入，交趾城最终陷落于敌手，无数的同袍惨遭屠戮。诸位落魄流浪到这里，难道不也是因其牵连吗？要不是故乡有被敌人袭扰的风险，何必千里迢迢跋涉于此，在举目无亲、人地两生的这里重新开始？”孟干简化了战争过程的叙述，以便于听众们的理解。其中他还联想到很多事情，又带着充沛的感情娓娓道来，此文不再赘述。

听着孟干谈论亲身经历，从保护家乡的战争故事，到不肯屈服的俘虏生涯，再到艰难困苦的入京过程，在场者无不动容。人们放下手里的活计，静静地站在四周仔细聆听，于感慨忠心为国的精神之余，重新认识了这位饱经风霜的将军。不光是一开始的流民，很多经行者都好奇地聚集过来，听众越聚越多，把道路给堵塞住。而孟干很快也发现，洛阳县令陈舆及其手下也赶到了，只是站在不远处定住了脚步，微笑着招了招手，明显是有意抬手帮助。于是孟干笑着拱了拱手以表谢意，仍在不受干扰地讲述。

“事到如今，叛逆者招摇过市、犹如上宾，忠勤者寻常对待、落魄似丐，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今日效仿古人，以直报怨、除恶去非，哪怕是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又说了许多后，孟干以一段言辞激烈的排比而结束。此时他挥舞着拳头，当真是不屈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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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爆发出轰然喝彩声，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将军而鸣。不同于朝堂诸公的“深思熟虑”，寻常百姓有着朴素的善恶观，用其单纯理解去分辨对错，不会顾及什么“利益因素”。虽然是有备而来，可当真听得、见得如此反应后，孟干还是深受感动，对着人们团团作揖。

陈舆带着吏员，客客气气地走近，在简短交流了几句后，把孟干给请向县廨，没有任何枷锁或镣铐，仿佛是请客吃饭一般。反倒是吕雅一方，默默寻了个杂草垫着的木车，将尊贵的外使抬放其中，往宫城的方向前行请罪。流民们不停打来水，嫌弃地把地上的血迹冲刷干净，好像是宰了猪狗。

这场突发的刺杀，引得朝野上下震惊，尤其是自以为得计的皇帝公卿。他们哪里想得到，孟干不像中原的翩翩君子，还有睚眦必报的独特血性，反过来杀死了梁定，这令他们颇为头疼。该怎么处理这位功勋卓着的将领？司隶校尉一方，和尚书台一方，一时间争论不休。

孟干在县牢中住了十几天，得益于陈舆的私下照顾，倒是过得轻松自在，静待外界的反应。他行事前就打定了主意，要为战死的同胞们出一口恶气，哪怕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否则的话，就这么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般回到西南，又有什么意义呢？大丈夫宁愿站着死。

孟干在街头的慷慨陈情，在当天引发激烈讨论之后，很长时间没有了反应。然而它并没有沉入井底，只是在似水的民心中发酵、酝酿，其中的“酒精度”也越来越高。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西南孤忠”的事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郊野渗透到城市，从流民扩散向百行，并且在口口相传中愈发夸大。有人说孟干是独自斩杀三百敌兵的悍将，有人说梁定是确凿无疑的吴国奸细，很多细节演变得众说纷纭。可是众人一致的观念仍在，那就是对孟干予以热切的同情，对梁定则报以活该的态度。

如果只是到此为止，视门阀为基石的晋朝，也仅仅是稍微顾虑下民间反响，谈不上多大的政治影响。可随着广大国子学生、太学生的参与，事情的性质再度转变了。和唐宋一样，充满理想和朝气，崇尚诗书和礼仪，未踏入大染缸、无需顾虑柴米油盐的单纯学子，是对是非观念最在乎的群体，何况他们的年纪有发泄不完的精力。哪怕他们很多人自己出身于权贵，可还是保持着类似“读书读傻了”的状态，对原生阶层也要反抗，一如晚清的徐锡麟。

在消息传入国子学、太学这“两学”之后，就是雄鸡叫醒熟睡者，更是春雨唤醒沛然苗，引发了轩然大波。曾经帮着太学在抄书的薛琛、秦璧，有机会与国子学生交流的皇甫方回，有没有在其中推波助澜呢？这是无人想到也无法查实的事情。总之事情的结果就是，学生们纷纷摇动笔杆写求情文书，气势汹汹地组织起请愿队伍，数次三番地向皇宫进发，而且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根本没有退潮的迹象。许多公卿大臣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亲戚参与其中，气得吹胡子瞪眼，却完全没办法阻拦。毕竟按照秦汉以来的规矩，言者无罪。

若问“两学”的官员为何不加以管制，那就更有趣了。因为请命的带头者，就是太学博士秦秀，以及他的同僚缪蔚、郭颐、傅珍等人，为师者自然要抢在学生之前。试想曾经，秦秀有“秦癫”的名气，是个敢于给公卿上“缪丑”谥号，直接和贾充等权贵飞着唾沫争执的人，那今天更是要“秉义而行”。他用自己那极其出色的文采，写了数篇使人读之热血澎湃、朗朗上口的文赋，不仅用文书的形式传递给尚书台及皇帝，还张贴在学校门外的“经石”上，以作每日提醒之用。所谓“经石”，是汉代时因为学生人数众多，故而将经书刻石立碑于校舍之外，以便于集体阅读，如留存至今的《熹平石经》。

十一月下旬，“两学”师生连续组织谏言行动，把皇帝公卿惹得不胜其烦，可实在又没办法加以驱逐，毕竟谁也不想留下恶名。案头堆积的文书中，一半以上都是相关的奏疏，看完旧的又来新的，丢也丢不完。更麻烦的是民学合流，许多仰慕孟干事迹的无关百姓，也加入到学生们的进谏队列之中，将之声势壮大了数倍。是非对错这个“公义”，终于证明了它不仅仅是纸上的道德，更是远胜十万扶严夷的庞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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