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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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

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三生影像》雷青天（4）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我去。我进门在玄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先生&ldo;嘿嘿&rdo;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们正在传看呢。

《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

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声。

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作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天欢迎发行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没有负责任。

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但那时《自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社论和杂志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

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我们和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彩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和《自由中国》的作家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

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1955年，国民党发动&ldo;党员自清运动&rdo;，《自由中国》批评：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三人到印刷厂作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如&ldo;中央&rdo;指示，印成&ldo;中共&rdo;指示，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顿盐鸡，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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