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密信全文(白果仁)_第十九章公仆和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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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公仆和人心（第1页）

宣传部长罗子贵突然去世了，享年四十一岁。

提起这罗子贵，松山人对他确实是十分熟悉的。这不仅仅是从电视的松山新闻中经常看到那熟悉的面孔，而且在松山市的大街、小巷、山村、院落里，也时不时地能见到他的壮实身影。很多松山人都知道他一不会喝酒，二不会打麻将，三不回去洗脚房，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下面转，到街道里弄、农家院坝里转，哪里有老人和孩子，他都爱去凑个热闹，和他们聊天、吹吹牛，老人们叫摆个龙门阵，无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跟他合得来，谈得拢，这叫做老少和三班。有人为他统计过，他在松山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五年、部长三年共八年中，其中有五年都呆在基层。

松山的干部们记得，罗子贵常说，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首先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用权为公，还是以权谋私，是衡量“公仆”优劣的重要依据。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把权力用来谋私，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小团体，都是**行为，都与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忘掉自己公仆身份的人终会走向岐途。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木先配而后虫生”。每一名人民公仆都要努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要有高尚的情操，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慎独谨严，一尘不染，构筑坚固的抵御堤防，谨防蝼蚁之穴；要牢记防微杜渐，不因恶小而为之。吃喝玩乐使人消沉，酒色财气使人堕落，这是不少落水之人的前秦曲。“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正其身。”我们既要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革命精神，严于律已，又要从那此身败名裂者身上吸取教训，警惕重蹈覆撤。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监督是防止**的有力客观条件。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是一种**的封建特权思想，不受监督权力必将导致**，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性的监督约束也可能变坏。一些人走入邪道，就是在荣誉和权力面前，自我恶性膨胀，忘乎所以，把群众和组织的监督置之度外，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倒头来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因此，每一名干部都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消除特权思想，摆正个人与组织，“公仆”与“主人”的位置，这样就能做到少犯或不犯错误。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上罗子贵讲，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比喻替公众服务的人。新中国人民公仆的榜样如周总理、焦裕禄、孔繁森，“公仆”二字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官员等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一生的人。提到人民公仆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任长霞、焦裕禄、孔繁森这几位优秀**员的光辉形象，他们为人民群众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的为人民群众排优解难，虽然他们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会活在百姓心中。

罗子贵作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掌管着松山市的宣传舆论大权，分管的实权部门也很多，比如教育、卫生、广电、文化、科技，所以手中掌握的资源是很有分量的。可是他从不以权谋私，而是想着并实践着合理调配资源，为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有人说他就是一个仁者。

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罗子贵对“仁者”做了见解独到的诠释，他说，“仁者”究竟设什么意思？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

仁作为孔子的最高思想的表现，他对于统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现实却远远没有实现他理想所能提供的环境。他一生都在推销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自己一生很委屈，但是后人在实践中广大了他的学说。统治者要爱惜子民，子民要遵从统治，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礼教，克已复礼为之仁，若礼兴，则天下大治，君民则相亲相敬，这样的天下才永固，这样才叫作仁者天下。所谓仁，也有大爱无强的感觉，像小恩小惠，是配不上仁的。后来孟子曰义，则是普通人与人之间的标准了，但这并不是说孟子是关注普通人，其实他对统治的诫告比起孔子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有人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对父母不孝、经常和兄长闹别扭的人，肯定不会尊重他人，不会对群众有爱心，也就当不了仁者，当不了人民的公仆。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所以，”罗子贵说：“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做一个仁者，人民公仆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仁者。”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罗子贵负责宣传舆论工作，可是他并没有成天泡在开会或电视里面，而是一猛子扎到底，直接到边远乡村调查研究，与最穷困最需要帮助的村民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研究脱贫致富、解决问题的办法。凭着他那过硬的文字功夫，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底层的真实情况、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写成有血有肉的文章，通过“情况反映”或“工作简报”反映到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面前。和村民们打交道的时间长了，帮助困难群众解决了不少的实际问题，久而久之，就和这些纯朴的老百姓们建立起了纯洁而深厚的感情。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娘，觉得这个后生很实在，说话做事很踏实，都把他当成自己家里人一样，格外喜欢和他一起聊天、冲壳子、吹龙门阵，他们和他在一起一点不感到拘束，就好像返家的儿子和老爸老妈唠家常一样随便，非常亲切，不知不觉中把心窝儿的话全掏出来了。

高峰乡扁桶峡村的尤友贵老汉是上过电视的特困户之一，如今他逢人就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象罗部长那样没得架子的。上次到我家里来，本来他自己带了方便面的，可他硬要把方便面让我老伴吃，自己却要和我一起吃蒸红苕，吃完以后还去给我们背了一桶水回来，晚上睡觉，我们把铺让给他睡，他坚决不肯，一定要睡在猪圈楼上，猪圈楼上那蚊子咬啊，臭气熏啦，好难受哦，他偏说你们能睡我就能睡，还说什么要体验生活。那次回去以后他就在领导那里为我们争取了一万元补助，我们这才从山上搬到公路边上来住，你看，我这房子是新修的，除了砂子是亲戚朋友给我弄回来的以外，水泥、空心砖、预制板、门窗、钢条都是罗部长带领扶贫办肖主任、交通局万局长他们给拉来的。供电局王局长带了四五个人来给我安电灯，装粉粹机，我留他们吃饭，他说这是罗部长叫他们来帮忙做好事，不在你这里吃饭麻烦你老人家了，提着工具箱，连水都没喝一口就走了。这啥子都给你搞得好好的，桌椅板凳、箱箱柜柜、电视机、洗衣机、洗澡桶，都是人家罗部长找人捐助给我的。现在而今眼目下，我家里哪样都不缺，我还有啥子说的哟？现在这小日子多好过嘛！啥子都有，啥子都不愁。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罗部长，我们现在肯定还是住在扁桶峡那破土墙房子里的，没想到我老两口子七十多岁了还有后福，捞了个老来富，这福全托罗部长啊！全托党和政府啊！

赵小虎一家也从八里峡乡黄粱坑村搬到街上来了。当初，罗子贵在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白天和小虎一起下地，晚上和小虎睡在一张床上，为小虎摆脱困境出谋划策。他还请来扶贫办肖主任，通过肖主任让小虎在新农村建设项目中承包了一段保坎工程，挣了一万多元。罗子贵又从移民搬迁办公室给小虎争取到两万元搬迁补助费，在市残疾人联合会为小虎的哥哥办了个一级残废证书，在乡政府做了个低保户证明，每月合计可在乡政府领取困难补助二百五十元。由于罗子贵和肖主任的支持，在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小虎心一横就搬到乡镇街道上来了。搬家后，罗子贵又和肖主任商量，为小虎在附近标美路工地上找了一份工作，生活有了着落，离家又近，不愁照顾不了年老的父母和智障的哥哥。小虎感恩不尽，和智障哥哥赵大虎在罗子贵面前长跪不起。

这样一个好干部、好领导、好人，却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间累到了，英年早逝。当松山电视台松山新闻播送这则消息时，很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娘们，泪流满面，互相发问：“搞错了没有哦？”“这么好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肯定是电视台搞错毬了！真他妈的乱毬播！”

不管老大爷老大娘们信不信，说归说，骂归骂，我们的罗子贵确实去世了，当西都医院检查出他得了肝癌时，已经到了晚期，何伟力代表组织和家属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尽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生命，但终归无力回天，结果也只维持了十多天的生命。

他太累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了。

不过，他确实走得太早了，也走的太快了，还没来得及和松山的老少爷们说一声再见，就匆匆的走了。他还很年轻，还有很多老大爷老大娘等着他去唠家常，还有很多穷孩子等着他去送他们上学，还有很多困难户、残疾人等着他去帮助······。

何伟力、刘明远和市里的其他领导同志、机关干部们同样为失去这样一年富力强的同志悲痛不已。他们纷纷和自发的大爷大娘们、大哥大姐们、弟弟妹妹们一道去殡仪馆瞻仰遗体，向老罗鞠躬致敬，表达哀思。何伟力亲自担任罗子贵治丧委员会主任。

民意不能逆。罗子贵去世的第一天，自发去悼念的老百姓大约有两三百人，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第二天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殡仪馆里里外外全是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的人群，有的泪流满面，有的低声抽泣，更多的人是默默地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

何伟力召集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开会，针对悼念民众越来越多，如何去顺应民意的问题，征求大家意见，提出妥善解决的办法。

刘明言，他说，“人民群众自发地悼念一个领导同志，其规模之大和场景之感人，在松山有史以来是第一次，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了在老百姓心中所需要的、拥护的干部，就是罗子贵这样的，没有官架子、和人民群众搅在一起，为底层群众办实事的人。根据目前这种情况，原定第三天也就是明天上午举行追悼会后进行火花，我建议，为了让更多的人寄托哀思、表达他们的心愿，如果罗子贵同志的家属同意的话，把追悼会推迟一天，改在后天上午举行，原定的由组织部负责同志致悼词，改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甄德贤主持追悼会，市委书记、罗子贵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何伟力同志亲自致悼词。”

“我同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罗子贵同志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刘明远同志的提议，由市委书记何伟力同志亲自致悼词的本身，就是对人民群众拥护的好干部罗子贵同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一生的肯定，体现了党委、政府永远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组织部长甄德贤一连说了三个人民群众之后，继续说道，“我还建议，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动一切宣传工具，调动一切宣传力量，最大限度地收集好第一手资料，既要做好及时报道，又要为今后宣传罗子贵同志事迹做好准备。”

刘明远和甄德贤发言后，其他几个委员都表态赞成。

何伟力问还有没有新的意见，众人都说没有了。他习惯地抬腕看了看表，心情十分沉重地说：“罗子贵同志突然离我们而去，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我，作为主要负责同志，过去对他关心不够，非常遗憾，加上他本人只顾工作去了，没有关心自己的身体，知道患上肝癌后，已经是晚期了，虽然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归回天乏力，他就这样说走就走了，走的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想再次啰嗦一句：斯人已去，我们活着的人该怎么办？

首先，集中精力搞好罗子贵同志的悼念活动，即因势利导，和人民群众一起搞好遗体告别、开好追悼会、做好火化安葬等，妥善地处理好后事。

其次，宣传部门、各大媒体，要优先报道罗子贵同志悼念追思活动，让老百姓满意。

第三，组织部门要研究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学习罗子贵同志的活动，召开罗子贵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到乡镇、村社宣讲罗子贵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宣传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不为名、不为利，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为基层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先进事迹。

第四，宣传部牵头，组织有创作经验和写作能力的专业人员，把罗子贵同志的事迹和松山老百姓的情思写进书籍，搬上荧屏、银幕。”

按照何伟力的安排，处理罗子贵同志的后事有条不紊地进行。

悼念活动的第三天，前来参加悼念的民众络绎不绝，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整个殡仪馆的悼念大厅挤得满满的，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从未断过。高峰乡扁桶峡村的尤友贵老汉牵着老伴周世清，八里峡乡黄粱坑村赵小虎背着他那智障的哥哥赵大虎，站在罗子贵的灵前泣不成声，鞠了一躬又一躬，格外引人瞩目。

追悼会如期举行。殡仪馆大厅、过道、广场上到处都是手拿白花的群众，前来维持秩序的交警、民警也都面带悲容，整齐地站在悼念人群的后面。

追悼会主持人、松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罗子贵同志治丧委员会成员甄德贤宣布默哀三分钟，那些专程从边远山区赶来的老大爷、老奶奶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个个老泪纵横，嚎啕大哭，大放悲声。何伟力和刘明远好像受到他们的感染，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滴滴答答掉落在悼念大厅那坚硬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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