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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初泾州马璘卒，以其行军司马段秀实代之。大历十一年（776）。凤翔李抱玉卒，以朱泚兼陇右节度，知河西泽潞行营。十二年（777）。及是，杨炎继元载之议，欲城原州，秀实不同。炎乃以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移军原州，而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文喜不受诏。求复秀实，不则以朱泚。诏以泚代怀光。文喜又不受诏，遣子为质于吐蕃以求援，命泚、怀光同讨。久之不拔。天方旱，群臣多请罢兵。上皆不听，曰：&ldo;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rdo;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事，请姑与之节，文喜必怠，臣必枭其首来献。上曰：&ldo;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尔能立效固善，吾节不可得也。&rdo;于是泾州诸将，共杀文喜以降。虽原州卒不果城，然威令固已少申矣。原州之不克城，乃由炎罢相太速，不则其功未尝不可成也。《旧书&iddot;炎传》又言炎献议开丰州陵阳渠，发京畿人夫就役，闾里骚扰，事竟无成。《新书&iddot;食货志》云：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十六万缗，溯河舟溺甚众。建中初，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以为不便。疏奏，不报，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又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后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亦募士开营田；效皆甚著，则炎之开陵阳渠，亦未为失策也。北都，太原。

唐代党争，人徒知指目牛、李，而不知其由来甚久。褚遂良与刘洎，李林甫与李适之皆是也。此等争阋，实无纯是纯非，而修史者亦不能不涉党派，有偏见，虽在后世亦然，史料传自当时，更无论矣。故所传之语，或多不可信。读史者于此，当详考始末，就事论事，各判其是非；不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不能随声附和，亦不应力求翻案也。杨炎与刘晏之相厄，亦其一事矣。《旧书&iddot;德宗纪》：帝即位后，以韩滉为太常卿，刘晏判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初晏与滉分掌天下财赋，至是晏都领之。《通鉴》云：德宗素闻滉掊克，故罢其利权。建中元年正月，诏顷以兵革未息，权立使名。朕以征税多门，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晏所领使宜停。天下钱谷，委金部、仓部，中书门下拣两司郎官，准格式调掌。二月，贬晏为忠州刺史。今四川忠县。三月，以谏议大夫韩洄滉弟。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时将贬刘晏，罢使名归尚书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权句当江淮水陆运使，一如刘晏、韩滉之制，盖杨炎之排晏也。《炎传》云：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亲重无与为比。案此亦为天下得人之盛心，未可以其怙权黩货而抹杀之也。载败，坐贬道州司马。今湖南道县。初载得罪，刘晏讯劾之，载诛，炎亦坐贬，故深怨晏。欲贬晏，先罢其使。既构晏之罪，贬官，司农卿庾准与晏有隙，乃用为荆南节度使，荆南见第六章第三节。讽令诬晏以忠州叛，杀之，事在七月。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李正己上表请晏罪，指斥朝廷。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声言宣慰，意实说谤。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或密奏炎遣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乃使中人复炎辞于正己。还报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乃擢用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炎转中书侍郎，本门下侍郎。仍平章事。杞无文学，仪貌寝陋，炎恶而忽之。杞亦衔恨。属梁崇义叛，德宗欲以李希烈统诸军讨之，炎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会访宰相群臣中可大任者，卢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上以炎论议疏阔，遂罢为左仆射。建中二年七月。杞知严郢与炎有隙，引为御史大夫。炎子弘业，多犯禁、受赂、请托，郢按之，兼得其他过。初炎将立家庙，先有私第在东都，令河南尹赵惠伯货之，惠伯市为官廨。郢奏追捕惠伯诘案。御史以炎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贱入其币，计以为臧。开元中，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曲江，在长安东南。寻以玄宗临幸之所，恐非便，罢之，至是，炎以其地为庙。有飞语者云&ldo;此地有王气&rdo;，故炎取之。《通鉴》以此言即出卢杞，亦近莫须有。上愈怒，遂谪炎为崖州司马。事在十月。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去州百里赐死。惠伯坐贬费州多田尉，费州，在今贵州德江县东南。多田，在今思南县西北。寻亦杀之。按炎之构杀刘晏，诚为过当。然使名之立，本系权宜，故代宗已有并职宰相之举。韩洄、杜佑之再用，《旧书&iddot;食货志》谓由出纳无统；《洄传》云由废职罢事久，无纲纪，徒收其名，而莫综其任；与代宗之不卒其事正同。炎败未几，洄亦贬谪，而以杜佑代判度支，则并与刘晏之都领同矣。此皆积重难变使然，不得以私意度之。然则谓炎之罢使，专为报晏，恐近深文。晏之死，于李正己何涉焉，而为之奏请其罪？德宗初立，未任中人，又岂因此而遣其往覆宰相？炎与元载莫逆，其事较然，然或善其谋猷，不必尽出私意。载既亲重炎，其谋猷有出于炎者，亦未可知也。刘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则其所以陷之，必尚有不可知者。史之所传，特表面语耳，然而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政，非无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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