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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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次选举，究竟是谁在选举，标准是什么。这种被县政府操弄的选举选出来的参议员，纯粹是政府的傀儡，怎么可能不违背‘三不’。”不过宋老爷说到这儿，怡然自得地道：“当然，我高票当选倒不会有假。”因此，启元面对黄院长的嘱托，嘴上唯唯诺诺，心里却同样怡然自得地想到，弄不好黄院长的选票不如爹爹的高，若是这选举真是公开的，就轮不到黄院长当那参议院长了。去年时候，宋老爷以为他不去开会，县参议员应该很快将他除名，不再烦他。连启元都想不到，事过境迁一年，爹爹依然在位参议员，这事儿，真是政府让你做你就做，不做也做，果然纯粹是县政府的傀儡。回头启元将黄院长的嘱托说给朝华听，朝华笑了，一帮大人做事，还不如小学生，小学生选班长还好歹全班举手表决呢。刚刚日本军投降时候，大家还一头热心地欢迎自家人回来统治，才过不了一年，一个露出大尾巴，一个看清本质，一切于是照旧。年中的时候，受启元所托，帮忙物色房子的一位朋友来信，告诉启元有什么房子待售，价钱几何。启元和忆莲便比照着朋友的来信辛苦存钱，启元的薪水不菲，到年底时候，存款可以买下朋友心中的一套房子。那房子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堂与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还得与另一户人家共用一条楼梯，房子着实简陋，即便忆莲家不富，娘家的房子也要比那房子敞亮得多。好在启元对生活不甚计较，他看到朋友画的房子后面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井，就对那房子中意上了，一心只想到满院子的春花秋月，却忘了那房子都没茅房。等到1948年春节前夕，启元与洋行老板结清账目，领一家人回乡了。此时忆莲经上回石头村流产后再度怀孕，一家人在船上憧憬着自家的房子，和独立的新生活，很是不切实际，就像脚底下这艘在水上漂的轮船。启元想不到爹爹会激烈反对他在县立小学附近买房住。他结婚后又不是没住过外面，一会儿去石头村办学，一会儿又在抗战时期住校，那时候可都还是爹爹让他出去住呢，这回怎么不行了？宋老爷一会儿说上思房的空房多得很，为什么要搬去外面住；一会儿又说他也有一套清净院落在学校边上，启元一家可以搬去那儿住。逼得启元不得不挑明实情，“又不是我不想住家里，太太欺压我，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顶撞太太，外人看着更不好看。大姐说，太太就是看我们做人斯文，才步步紧逼，谅我们顾全大局不会嚷出去，唯有退让。”宋老爷做声不得，若不是儿子直说，他倒想得过且过的。他勉强跟启元去看了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那房子挤在很多房子里面，走近就能闻到一股浑浊的人味儿。再看底楼的房子前窗几乎被前面一幢房子遮蔽，大白天屋里暗无天日。顶楼则很是低矮，高一点的人伸手可以扪及屋顶的瓦片，如此低矮，想改造一下装上天花板都有难度。这等卧房，冬凉夏热是难免了。再加上一条与别家共用的楼梯，这房子在宋老爷眼里简直一无是处，比上思房佣人住的还不如。启元终究是宋老爷的大儿子，宋老爷看了房子后闷闷回家，问太太要钱，加上启元自己攒的，做主给启元买了一套独立院落。三间平房，当中客堂间，两边各一间卧室，午后还有一间小茅房。屋前屋后都有院子，围墙一围起来，一家子自成天地。老爷既然动了怒，太太便稳稳往后退一步。这院落还是太太托人物色来，双方付钱交易，太太一手做得干净利落，老爷再无话可说。太太而今手头有钱，启元愣头青一样地开发出来的海岛棉花地给太太带来不少的收入，而今世道虽然不算太稳，可也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因此虽然眼下钞票一天比一天不值钱，可太太手中捏的是土地，是粮食，是棉花，还有成群的猪牛羊，太太而今底气十足，从指缝里漏点儿钱财出去给启元买几间小房消自己的灾，她能做得非常体面漂亮，无懈可击。启元在小院子里安居下来。他性格与世无争，交往的都是一帮教书先生，也因为种花莳草认识一些清雅人士，小院时有宾朋来访，但邻居却很少听到里面传出响亮地人声。这一家人都是习惯轻声细语，来客也不免入乡随俗。启元当然又回小学教书，忆莲也进了小学做后勤，不到入学年龄的团团破格插班进入小学一年级读书，老爷这点儿后门还是肯开的。两人都有稳定的收入，小日子过得自得其乐。经常一到晚上，一家人凑在一盏煤油灯边，每人手头一本书。谁若是悄没声翻墙过来，准能见到一屋子的鸦雀无声。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如在上海时候富足，但是启元很喜欢，教书育人的成就感让他心里满足。无奈宋老爷总想插手启元家的生活，老爷尤其见不得团团走十几分钟的路上学，非常担心团团被人拐了被车撞了，一定要指派一个壮妇每天背团团上学。又担心忆莲不懂做家务，经常吩咐太太给启元家送吃的，送穿的，太太不胜其烦，怨气便出到忆莲头上。有时只为骂忆莲几句，而亲自领人送吃的穿的上门，左邻右舍很快就全知道了。幸好忆莲没脾气，最多挨骂了哭一夜，回头照旧老样子做人。这些琐事，老爷就不知道了。忆莲身子越来越重，做家务日见吃力，可启元只会帮倒忙，两人只得抠出钱来请了一个娘姨，白天上门帮他们收拾家务。原先请的娘姨见两人不懂事，也就做事马马虎虎，被上门行使家长权威的太太一顿骂后打发了，新的娘姨由太太亲自物色，手脚很是利落。太太实在见不得宋家人被外人蒙骗，她欺负可以，别人可不行。于是小两口家里有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就有风声传导太太耳朵里。唯有夜晚是一家三口清净的时光。春天了，窗外吹来的是软软的风，启元在油灯边看书，忆莲给第二个孩子织毛衣，团团郁闷地做作业。启元听到院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重重掉下，他只能拿起油灯出去看。开门，却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男人，即便那男人摊开手以示无害，启元依然大吃一惊，叱问他干什么。但启元很快看清楚，那男人面熟，似乎就是以前衣衫褴褛地问他讨要一只辣椒下饭的叫花子，而眼下此人却衣着干净整齐。叫花子微笑着，掏出一封信，伸长手放在一边的花枝上，然后退开几步，轻道：“宋先生请勿惊慌，我替宋启仁送信，别无恶意。”启元一听到“宋启仁”，大惊，可又忍不住笑起来，又不敢在院子里多说，忙将叫花子热情地请进屋，仔细将门掩上，将窗拉紧，才轻声笑问：“启仁是我弟弟，他好不好，有没有受过伤？我们非常想念他。”一边说一边又忍不住赶紧拆信，但他即使再心急，也得仔细地用剪刀平整地剪下信封一条边，做事纹丝不乱。“启仁很好，在抗战中受过伤，但没留下残疾。具体我不便多说，他也非常想念你们。请你看信后谈。”启元低头看信，但看完，就让忆莲先领团团去房间睡觉，他与叫花子单独说话。这种事还是少让小孩子听到为妙。在信中，启仁除了说尽对爹爹、大姐、和他的思念，还让哥哥尽力帮卢少华同志的忙，做好本地县镇的联络工作。启元在上海见多识广，知道应该如何称呼眼前这个人。“卢同志，启仁让我为你们做事，我首先答应我一定守口如瓶。请你尽管吩咐。”卢少华也不客气，直道：“我们需要一位体力好，嘴巴严实，样貌不出众，为人正直善良的群众帮我做联络员，需要他帮我们在晚上传递信息去山上，我们希望这位群众出身自穷苦家庭。请你帮我们物色一个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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