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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郑玄把摄主解释成‘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上卿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苏轼作结道：“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所以我一定要把问题说清！”675

经学之争，罕有定谳。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去了——比如王守仁就持这种看法，他在《五经臆说》里如此设问对答：

问：隐公未尝即位，元年之称从何而来呢？

答：隐公确曾即位。如果没即位，哪来的元年？《春秋》不书隐公即位，是孔子削去的，想让后人从中能探得其实。

问：隐公即位，《春秋》不书，这是为什么呢？

答：隐公因为桓公年幼而行摄政，是摄政通告天下，天下由此而知晓隐公让国之善，那些争权夺位的人会因此感到羞愧的。

问：既然隐公以摄政之名通告天下，那《春秋》就写他摄政好了，可《春秋》却什么也不写，为什么？

答：隐公为兄，桓公为弟，两人都是惠公的庶子，按照庶均以长的规矩，隐公自然该是国君，天下由此而知晓嫡庶长幼之分，那些变乱常法的人也会知晓什么才是对的。

问：既然这样，隐公自当即位，而他不即位又是为了什么？

答：诸侯立国，既要上承先君之命，又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两个条件，所以不去即位。天下由此可知父子君臣之伦，那些无父无君之人也会因此而感到畏惧。《春秋》不书隐公之即位，一可以凸现隐公让国之善，二可以分明嫡庶长幼之别，三可以树立君臣父子之伦，扬善诫恶，是非俱现，真是神来之笔！676

《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竟被王守仁读出了这许多内容，更被发掘出如此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实在令人惊叹，这大约都是“居静穷理”而来的吧。想到王在《送刘伯光》诗中的“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这般学问大有禅思之妙。清代学者极为反感王学，个中原因由此也可见一斑。至于隐公未受王命，确是承自旧说，如程颐《春秋传》有过详解：诸侯即位必须经过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道手续，所以《春秋》不书即位，是不认可隐公正统国君的身份。法则既立，鲁国十二君有的书即位，有的不书，各有各的缘由……677

程颐和王守仁学术虽然迥异，但各以各的义理当先。义理正确了，史观也就正确了；史观正确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可以贯通无碍了。如程颐教导弟子，说《春秋》虽然“穷理之要”，但读书人最好先把《论语》、《孟子》读下来，再通一经，然后再读《春秋》，“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义理与史事的关系正如《春秋》之《经》与《传》的关系，“《传》为案，《经》为断”，也就是说《传》好比案件描述，《经》好比法官裁决，678这正是宋代几种典型学风之一。679或如张载所说，《春秋》一书是孔子自作，只有孟子才懂，如果不先作到理明义精，是没法把它搞明白的。先儒不懂这个道理，故而解说《春秋》有太多的穿凿附会。680——张载自己是不是也一样穿凿，姑且不论，但看在这种义理当先以统摄史事的思路下，“事实正确”能否被推论出来固然煞是可疑，却一点都不重要了。极端者还如张载，把读史比作旅游，认为山水之乐虽然可爱，但终究无益，不如到经籍义理之间旅游为好。681从这里可以约略体会历代学者们对摄政问题之争，知道为什么在证据如此缺乏的前提下，他们居然还能争论出那么多内容。

（3）达例与特笔

至此稍稍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里，据经学家们认为“疑似”孔子笔削的痕迹有：“春”是原本没有而由孔子“笔”上去的，为的是把“春”置于“王”上，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应该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各有各的说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义无限；“正月”虽然朴素一些，其中也大有深意。

隐公元年《春秋》不书即位，个中原因，直到清代，论证与辩难仍在继续，如戴震专作了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从短短一句“春王正月”中规划出继正即君位、继正之变、继故即君位和继故之变四种义例，把隐公划入“继正之变”，又有一番深刻义理。682——事情往往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真相没被论清是一回事，在论证过程中生发出许多新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社会要发展，着力所在，是开发新知识，还是解读旧知识？一个经典思路是：古人已经把道理说尽，只要全力发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笔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便会尽显无遗。读书人苦读圣贤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深入探究春秋大义便是如此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那么，这就难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据的鲁史旧文，两相对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笔”了哪些、“削”了哪些，不必凭空揣测。清人赵翼就曾这样感慨过，说：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可惜我们见不到了，没法参校圣人的笔削之处，但以《汲冢纪年书》（即《古本竹书纪年》）来做参照，会发现两部书的文风、体例差不太多，对一些史事两书也都有记载，看来当时的国史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而孔子只是在个别字眼上作了改动，以示褒贬之意。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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