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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第1页）

1373[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复大夫位也。即所谓复国不讨贼，明史得用责之。传极道此上事者，明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1374徐仁甫：《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1－142页。

1375《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1376《榖梁传·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1377[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卷九十二“唐史论断”条：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

137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上》。

1379参见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136页。

1380《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公羊传·昭公十九年》：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其讥子道之不尽奈何？曰：“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参见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4－156页。

1381《春秋繁露·玉英》：《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盾诛无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枸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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